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
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
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
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
学者唯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
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
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
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富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
以循理为生，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
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
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
唯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
喜、怒、哀、乐，非人情乎？
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
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用力，渐渐盈科而进。
仙家说婴儿，亦善譬。
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
故须有个本原。
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
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
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
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
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
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
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
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
‘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
”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
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
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己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
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
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
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
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