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
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
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
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
誠字有以功夫說者。
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
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
《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
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個意見,便有過當處。
‘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
”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

侃未達。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
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
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

曰:“然則無善無惡乎?”
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
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

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
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
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個裁成輔相。

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
草若是礙,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

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
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
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
偶未即去,亦不累心。
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

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
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

曰:“畢竟物無善惡?”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
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看錯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

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
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
誠意只是循天理。
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
故有所忿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
知此,即知‘未發之中’。

伯生曰:“先生雲‘草有妨礙,理亦宜去’。
緣何又是軀殼起念?”
曰:“此須汝心自體當。
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
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
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

曰:“何謂知學?”
曰:“且道爲何而學?學個甚?”
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
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

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

曰:“總是志未切。
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
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
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慾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
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
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
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
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
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
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
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
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
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慾而存天理耳。
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
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
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
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
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
知識愈廣而人慾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

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

先生又曰:“吾輩用力,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減得一分人慾,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
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慾、存天理。
從事於去人慾、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慾,存吾心之天理耳。
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
‘時習’者,‘坐如屍’,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
‘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
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慾所蔽所累,始有不說。
今人慾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栽樹的人必須培養樹根,修德的人必須修養心性。
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
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
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
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
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
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
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
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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