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外篇·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
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樑》又立於學。
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
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
互相攻擊,各用朋黨,哤聒紛競,是非莫分。
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
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
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
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
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
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
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
”
而《東觀漢記》陳元奏雲:“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
”班固《藝文志》雲: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
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樑》、《鄒氏》諸傳。
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
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
斯又不足觀也。
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
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子所以王也。
”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
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
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其時於魯文籍最備。
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睹。
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
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
”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所摭,實廣聞見。
其長三也。
如穀樑、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
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
既而《先賢》、《耆舊》、《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
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幹、孫並列。
斯則難矣。
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於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
凡如此類,其數實多。
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
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
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語,《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
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稿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
有異於此。
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
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
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
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
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
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
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
其短三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
如《經》雲:“楚子麇卒”而《左傳》雲:公子圍所殺。
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
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
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遂命執以屬吏。
霍光由是始重儒學。
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
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
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
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父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
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斷然可知。
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爲主。
而於內則爲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惑經》篇載之詳矣。
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
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僞盡露。
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
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尋《春秋》所書,實兼此義,而《左傳》所錄,無愧斯言。
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
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
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哀四君之篡逐。
其外則承告於彼,其內則隱諱如此。
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
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成聾瞽者矣。
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
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屠岸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御宋,得儁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哭陽門;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
《春秋》爲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葉,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
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平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葬馬;《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棋申誡。
式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月日顛倒,上下翻覆。
古來君子,曾無所疑。
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
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後,迄於魏滅。
年將千祀,其書寢廢。
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
故束晳雲:“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
”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註釋,幹寶藉爲師範。
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
《史記》雲: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氏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
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此而言,則於三《傳》之優劣見矣。
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樑》又立於學。
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
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
互相攻擊,各用朋黨,哤聒紛競,是非莫分。
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
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
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
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
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
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
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
”
而《東觀漢記》陳元奏雲:“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
”班固《藝文志》雲: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
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樑》、《鄒氏》諸傳。
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
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
斯又不足觀也。
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
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子所以王也。
”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
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
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其時於魯文籍最備。
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睹。
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
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
”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所摭,實廣聞見。
其長三也。
如穀樑、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
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
既而《先賢》、《耆舊》、《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
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幹、孫並列。
斯則難矣。
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於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
凡如此類,其數實多。
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
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
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語,《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
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稿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
有異於此。
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
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
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
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
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
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
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
其短三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
如《經》雲:“楚子麇卒”而《左傳》雲:公子圍所殺。
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
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
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遂命執以屬吏。
霍光由是始重儒學。
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
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
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
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父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
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斷然可知。
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爲主。
而於內則爲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惑經》篇載之詳矣。
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
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僞盡露。
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
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尋《春秋》所書,實兼此義,而《左傳》所錄,無愧斯言。
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
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
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哀四君之篡逐。
其外則承告於彼,其內則隱諱如此。
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
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成聾瞽者矣。
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
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屠岸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御宋,得儁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哭陽門;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
《春秋》爲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葉,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
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平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葬馬;《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棋申誡。
式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月日顛倒,上下翻覆。
古來君子,曾無所疑。
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
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後,迄於魏滅。
年將千祀,其書寢廢。
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
故束晳雲:“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
”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註釋,幹寶藉爲師範。
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
《史記》雲: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氏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
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此而言,則於三《傳》之優劣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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