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棲，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
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
可棲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
”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
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其徒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
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
自可棲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
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
若可棲之披攘經營，捃摭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
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
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
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曾鞏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