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争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
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
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
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
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
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
是故南郭惠子问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虽非其实,而好辩之端,由是启矣。
唐之韩愈,攘斥佛、老,学者称之。
下逮有宋,有洛、蜀之党,有朱、陆之同异。
为洛之徒者,以排击苏氏为事;为朱之学者,以诋淇陆子为能。
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
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
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
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
夫所恶于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老、佛者,亦曰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
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警之?
大盗至,肤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
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十足以论人也。
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哉!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
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以为似子夏、似曾子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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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孔子的学生,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语言,有的长于文学。
粗俗的有樊迟,狂妄的有曾点。
孔子的老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他的老朋友中有原壤,知已有子桑伯子。
仲弓询问子桑伯子,孔子赞许他办事不烦琐,等到仲弓怀疑子桑伯子力事太简单,然后孔子又肯定仲弓的话正确。
所以南郭惠子向子贡问道:“孔子的门生,多么混杂啊!”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是孔子的原因吧。
至于孟子,却发表他的见解说:“如今天下的主张不属于杨子派,便属于墨子派。
杨子、墨子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无法发扬。
”“能够用道理来反对杨、墨的,也就是圣人的门徒了。
”当时的人因此认为孟子喜欢辩论。
虽然不确切,然而好辩的苗头,便从此开始了。
唐代的韩昌黎,排斥佛教和道教,受到学者的称赞。
往下到了宋朝,有洛阳程伊川和四川苏东坡的学派之争,有朱晦菴、陆象山学说的差别。
洛派的门徒,以排斥东坡为本事,赞同晦菴学说的人,以诋毁象山为能耐。
我认为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化育万物,变化无穷,那么天下的道理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概括罄尽。
从前曾子理解孔子的学说“用一个基本观念来贯穿它”,亲身力行进入;子贡也“用一个基本观念来贯穿它”,却认为是从博学广识而得到。
以后人的眼光来看,子贡是正确的,曾子是错误的。
可是孔子不曾在他们中间进行区别,他的学说本来可以对这些兼容并包啊。
所以痛恨杨子、墨子,是因为他们目中无父母无君上;排斥佛教和道教,也是因为他们抛弃君臣关係,割裂父子之情,也没有兄弟夫妇,用这样的人生方式来追求他们的清净和不生不灭。
假如他们不至于此,我又为什么偏偏要诋毁他们呢?
强盗来了,开箱子掏口袋抢东西,逼我们扛着戈矛追击他们(意卽抵抗他们);穿着我们一样的衣服,读我们一样的书,(这样的人)我必定尊敬他们,对他们亲爱都来不及。
如今却同室操戈,在门内争斗,这不是可以停止吗?
不曾深入研究别人言论的对与错,发现别人与自己的见解稍有不同,就群起而攻之,这种态度不能够用来评论人啊!人的相貌各不相同,稍有长短大小的差别,就骂别个不是人,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北宫黝、孟施捨,他们离圣人之勇大盖很远,而孟子认为似曾子、似子夏,这样那么诸子之形象虽不同,认为似曾子、似子夏可以也。
居高临下,便不至于发生争论,因为他不能够与我较量,至于才力相当,唯恐自己不能取胜,于是辩论就纷纷发生。
因此懂得大道的人,看天下各种不同的流派学说,认为都不曾超出自己的大道,所以他们的胸怀宽广有馀。
胸怀宽广有馀,对于事物就能无所不包,这就是孔子伟大而排斥异已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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