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
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
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故知《書》之所起遠矣。
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週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
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
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
”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
”
推此三說，其義不同。
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
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
上自文、武，下終靈、景。
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
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
期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
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
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
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
至隋祕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
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鹹載。
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
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
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
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裏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
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
案《汲冢瑣語》太丁時事，且爲《夏殷春秋》。
孔子曰：“疏記通知遠，《書》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
”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
《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
《國語》雲：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
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
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
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春實一也。
”然則乘與紀年、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
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
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
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
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
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
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
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
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
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
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
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採二史，撰爲《春秋後傳》。
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
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
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
如張璠、孫盛、幹寶、徐廣、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
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
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
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
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註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
其篇有東西二週、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
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名。
或雲，漢代劉向以戰國遊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
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
除二週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
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
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
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
按其書《序》雲：“雖左氏莫能加”。
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
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
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
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
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
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
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
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
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蹟錯糅，前後乖舛。
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
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
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
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
至梁武帝，又敕其羣臣，上至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
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
其後元魏濟陰王暉，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
其編次多依於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
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
其君臣流別，紀傳羣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
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
每論國家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
此其爲體之失者也。
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
此撰錄之煩者也。
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
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
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
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
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
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
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
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
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
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
言皆精煉，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
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
而樸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