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之道，神爲主，氣輔之。
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爲主，是矣。
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爲氣之主。
至專以理爲主，則未盡其妙。
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空疏。
人無經濟，則言雖累牘，不適於用。
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事。
譬如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堊手段，何處設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設施者甚多，終不可爲大匠。
故文人者，大匠也。
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
神者，文家之寶。
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以主之，則氣無所附，蕩乎不知其所歸也。
神者氣之主，氣者神之用。
神衹是氣之精處。
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則死法而已。
要在自家於讀時微會之。
李翰云：“文章如千軍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
”此語最形容得氣好。
論氣不論勢，文法總不備。
文章最要節奏；管之管絃繁奏中，必有希聲竊渺處。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
然余謂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
蓋音節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
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
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迹。
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
文貴奇，所謂“珍愛者必非常物”。
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筆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氣者，有奇在神者。
字句之奇，不足爲奇；氣奇則眞奇矣；神奇則古來亦不多見。
次第雖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
揚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
奇氣最難識，大約忽起忽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迹。
讀古人文，於起滅轉接之間，覺有不可測識處，便是奇氣。
奇，正與平相對。
氣雖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謂奇。
奇者，於一氣行走之中，時時提起。
太史公《伯夷傳》可謂神奇。
文貴簡。
凡文，筆老則簡，意眞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
故簡爲文章盡境。
程子云：“立言貴含蓄意思，勿使天德者眩，知德者厭。
”此語最有味。
文貴變。
《易》曰：“虎變文炳，豹變文蔚。
”又曰：“物相雜，故曰文。
”故文者，變之謂也。
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之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節變、字句變，惟昌黎能之。
文法有平有奇，須是兼備，乃盡文人之能事。
上古文字初開，實字多，虛字少。
典漠訓誥，何等簡奧，然文法自是未備。
至孔於之時，虛字詳備，作者神態畢出。
《左氏》情韻幷美，文采照耀。
至先秦戰國，更加疏縱。
漢人斂之，稍歸勁質，惟子長集其大成。
唐人宗漢，多峭硬。
宋人宗秦，得其疏縱，而失其厚茂，氣味亦少薄矣。
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何可節損？然校蔓軟弱，少古人厚重之氣，自是後人文漸薄處。
史遷句法似贅拙，而實古厚可愛。
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顯言也，故即事以寓情。
即物以明理，《莊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記》之文也。
凡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
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
其要衹在讀古人文字時，便設以此身代古人説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
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