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
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
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
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
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
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
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事。
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
故文人者，大匠也。
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神者，文家之宝。
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
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
神只是气之精处。
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
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
李翰云：“文章如千军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
”此语最形容得气好。
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
文章最要节奏；管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
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
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
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
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
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
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
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
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
扬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
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
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
奇，正与平相对。
气虽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谓奇。
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
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
文贵简。
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
故简为文章尽境。
程子云：“立言贵含蓄意思，勿使天德者眩，知德者厌。
”此语最有味。
文贵变。
《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
”又曰：“物相杂，故曰文。
”故文者，变之谓也。
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之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
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
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
典漠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自是未备。
至孔于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
《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
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
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
唐人宗汉，多峭硬。
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茂，气味亦少薄矣。
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然校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
史迁句法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
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
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
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
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