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
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
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而求剑也。
古者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
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曰：“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又郑子产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
”即其证也。
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
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
马迁《史记》西伯以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薨而书卒也？
盖著鲁史者，不谓其邦为鲁国；撰周书者，不呼其王曰周王。
如《史记》者，事总古今，势无主客，故言及汉祖，多为汉王，斯亦未为累也。
班氏既分裂《史记》，定名《汉书》，至于述高祖为公、王之时，皆不除沛、汉之字。
凡有异方降款者，以归汉为文。
肇自班《书》，首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
积习相传，曾无先觉者矣。
又《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
《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
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
事出百年，语同一理。
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斯必不然。
《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
”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
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夫班之习焉，其非既如彼；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
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何法盛《中兴书·刘隗录》称其议狱事具《刑法说》，依检志内，了无其说。
既而臧氏《晋书》、梁朝《通史》，于大连之传，并有斯言，志亦无文，传仍虚述。
此又不精之咎，同于玄晏也。
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
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
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
魏书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
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
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
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求诸往例，所未闻也。
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僣盗。
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
及隋氏受命，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
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
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
《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
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名，非惟羽僣之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
或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
子曾不之怪，何独尤于《项纪》哉？”对曰：不然。
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
譬诸闰位，容可列纪；方之骈拇，难以成编。
且夏、殷之纪，不引他事。
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析为列传，不入殷篇。
《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
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
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
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知矣。
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著作多方，有时而异。
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
若陈馀、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是也。
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
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
自兹已后，史氏相承，述作虽多，斯道都废。
其同于古者，唯有附出而已。
寻附出之为义，攀列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得厕于朋流。
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为小。
盖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称多故也。
窃以书名竹素，岂限详略，但问其事竟如何耳。
借如召平、纪信、沮授、陈容，或运一异谋，树一奇节，并能传之不朽，人到于今称之。
岂假编名作传，然后播其遗烈也！嗟乎！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
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
若斯人者，可胜纪哉！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盖为此也。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
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
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
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
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
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
《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
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犠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
《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
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
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为叹息！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
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
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刊于《魏书》乎？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
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见它记，则无宜重述。
故子婴降沛，其详取验于《秦纪》；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
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刊水运，下列高王。
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
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
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
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
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与魏氏而横加编载？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
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
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
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
如班《书？地理志》，首全写《禹贡》一篇。
降为后书，持续前史。
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
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
若夷狄本系种落所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
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
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
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
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此其所以为长也。
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
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
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
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
此其所以为短也。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
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
此其所以为短也。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
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
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
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
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
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
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
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
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
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
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剪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
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
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
史官所撰，通称史臣。
其名万殊，其义一揆。
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
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
丘明“君子曰”
者，其义实在于斯。
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
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
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
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懦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
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
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
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
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
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
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
观过知仁，斯之谓矣。
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
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
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
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
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
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
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
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
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
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
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
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
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
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
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
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
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
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
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
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
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
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
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
徒有其文，竟无其事。
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
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
逮于近古则不然。
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
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
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
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
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
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
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
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
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
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
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
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
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
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
”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
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
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
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
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
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
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
涉魏而东，已经七叶；历江而北，非唯一世。
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
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
求诸自古，其义无闻。
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
爰及近古，其言多伪。
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
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
在诸史传，多与同风。
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
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
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
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
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
”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
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
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
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
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
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策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
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
如斯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污南、董之片简，沾班、华之寸札。
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
朱紫不别，秽莫大焉。
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
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
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
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
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斩，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
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不然。
故蜀相薨于渭滨，《晋书》称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魏收草檄，关西谓之邢邵。
夫同说一事，而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
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
”《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
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
”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
”
推此三说，其义不同。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
上自文、武，下终灵、景。
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
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
期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
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
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
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
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
寻其义例，皆准《尚书》。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
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
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
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
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
孔子曰：“疏记通知远，《书》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
”知《春秋》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