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 · 卷中 · 答周道通書 · 二
來書雲：“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
伊川雲：‘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
’在學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
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
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
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
《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
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雲“殊途”，雲“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
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
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
故明道雲：“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
“何思何慮”正是工夫。
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
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
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
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伊川雲：‘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
’在學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
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
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
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
《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
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雲“殊途”，雲“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
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
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
故明道雲：“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
“何思何慮”正是工夫。
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
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
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
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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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指謝良佐（1050—1103），字顯道，今河南上蔡人，北宋學者，師從於二程，世稱上蔡先生。
《周易·繫辭下》第五章：“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
《周易·繫辭下》第五章：“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
信中說：“謝良佐曾經問‘天下何思何慮’。
程頤先生說：‘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
’此之於學者而言，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必須明白‘何思何慮’的景象，並放在一塊看纔對。
如果不明白這種景象，就會有拔苗助長的弊端；可若是隻知‘何思何慮’，卻忘記了‘必有事焉’，恐怕又會墮入虛無。
必須既不滯於有，又不墮於無，這樣說對嗎？”
你這樣說基本上正確，只是深度還不夠。
謝良佐與程頤的對話，也只是他們兩個人的意思，與孔子《易經·繫辭傳》上說的宗旨稍稍有別。
《繫辭》上說“何思何慮”是說所思索考慮的只是一個天理，沒有別的思慮，並不是說沒有任何思慮。
所以說：“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說“殊途”，說“百慮”，豈是在說“無思無慮”？心的本體就是天理。
天理只有一個，還有別的可思慮的嗎？天理原本就是寂靜而無所變化的，感應後就能通達的。
學者用功，即使有千思千慮，但也只是要恢復心體的本原而已，並非用自己的意志去安排思索出來的。
所以程顥說：“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就是自私弄智。
“何思何慮”正是做學問的功夫。
在聖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在學生身上必須下工夫去做到。
程頤卻把它看做功夫的效果，所以纔會說出“發得太早”的話來。
緊接着他又說“卻好用功”，則是他自己已經覺察到前邊所說的話尚有欠缺。
周敦頤的“主靜”說也是這個意思。
現在你的看法，雖然有點見地，但仍不免把功夫當兩回事看待了。
程頤先生說：‘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
’此之於學者而言，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必須明白‘何思何慮’的景象，並放在一塊看纔對。
如果不明白這種景象，就會有拔苗助長的弊端；可若是隻知‘何思何慮’，卻忘記了‘必有事焉’，恐怕又會墮入虛無。
必須既不滯於有，又不墮於無，這樣說對嗎？”
你這樣說基本上正確，只是深度還不夠。
謝良佐與程頤的對話，也只是他們兩個人的意思，與孔子《易經·繫辭傳》上說的宗旨稍稍有別。
《繫辭》上說“何思何慮”是說所思索考慮的只是一個天理，沒有別的思慮，並不是說沒有任何思慮。
所以說：“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說“殊途”，說“百慮”，豈是在說“無思無慮”？心的本體就是天理。
天理只有一個，還有別的可思慮的嗎？天理原本就是寂靜而無所變化的，感應後就能通達的。
學者用功，即使有千思千慮，但也只是要恢復心體的本原而已，並非用自己的意志去安排思索出來的。
所以程顥說：“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就是自私弄智。
“何思何慮”正是做學問的功夫。
在聖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在學生身上必須下工夫去做到。
程頤卻把它看做功夫的效果，所以纔會說出“發得太早”的話來。
緊接着他又說“卻好用功”，則是他自己已經覺察到前邊所說的話尚有欠缺。
周敦頤的“主靜”說也是這個意思。
現在你的看法，雖然有點見地，但仍不免把功夫當兩回事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