筠州学记
周衰，先王之迹熄。
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
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
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
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
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
以迄于今，士乃特有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
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
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
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
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
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
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
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
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
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
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
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乎？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
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
至治平三年，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
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
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
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
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
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
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
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
以迄于今，士乃特有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
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
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
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
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
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
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
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
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
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
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
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乎？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
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
至治平三年，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
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
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
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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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日渐衰微，先王们的遗存也就消亡了。
到了汉代，六艺经传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复出，读书人于是可以跟着百家继续学习。
谈道论德的人，自恃德行崇高远大隐逸山林不被任用；议论为政之道的人，总是浅近低贱又不效法古代。
在那个时候，能够通晓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杨雄而已。
但是杨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
但是出现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他们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着力。
他们没有草率简略的思想，对于物质上的索取与给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废退，道义上的取舍，一定会从礼义方面来考虑。
从那时候到魏晋以来，社会风气低劣人才匮乏已经很久了。
到了当世，才有读书人从千年之外的典籍开始专研，阐明先王之道，来让后学之子觉悟。
世人虽然不能全部了解他们的思想，但是却常常喜欢它。
所以学习他们的精髓的人，论及道德的主旨，知道应该不在近代追求它：议论参与政事的规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绕远的。
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不被经传上的解释所蒙蔽。
他们像这样的博学，这是汉代的读书人所不能比的。
但是现在能够遵从和恪守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所以像《乐》、《易》那样淳朴的风气已经衰微了，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
汉代风习太美，这是我们这代人比不上的原因啊。
见闻有时很浅薄，但是他的道义很高，和（那种）见闻很渊博，却他的操守不够（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自汉代的读书人是从乡里被推举，所以不能不笃志于自我修养。
现今是用文章来选用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学习。
至于那些学习深入的，理解到了内心深处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种境界。
从这个现象看，那么朝廷喜欢的东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厉害啊。
难道不是真的吗？让汉代和当今都有学校样的教化开导的方法，那么读书人对于做学问和做人，怎么会有如此之偏颇呢？
筠州也算是个州，可是在大江之西，地理偏僻与世隔绝。
在庆历初年，天子下诏设立学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应诏令，筠州的读书人认为是个弊端。
到治平三年，才有开明之士上报董。
董就和郑察看州东南，发现一块地势高旷之地，在上面建造了学舍。
两位贤君就带着报呈的文书去了京城，并嘱咐我写篇记。
我认为两位贤君对筠州的为政，真的是有所追求的。
所以替他们写上我的见闻而成了这篇记，等他们回来之后刻石记录这件盛事吧
到了汉代，六艺经传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复出，读书人于是可以跟着百家继续学习。
谈道论德的人，自恃德行崇高远大隐逸山林不被任用；议论为政之道的人，总是浅近低贱又不效法古代。
在那个时候，能够通晓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杨雄而已。
但是杨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
但是出现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他们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着力。
他们没有草率简略的思想，对于物质上的索取与给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废退，道义上的取舍，一定会从礼义方面来考虑。
从那时候到魏晋以来，社会风气低劣人才匮乏已经很久了。
到了当世，才有读书人从千年之外的典籍开始专研，阐明先王之道，来让后学之子觉悟。
世人虽然不能全部了解他们的思想，但是却常常喜欢它。
所以学习他们的精髓的人，论及道德的主旨，知道应该不在近代追求它：议论参与政事的规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绕远的。
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不被经传上的解释所蒙蔽。
他们像这样的博学，这是汉代的读书人所不能比的。
但是现在能够遵从和恪守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所以像《乐》、《易》那样淳朴的风气已经衰微了，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
汉代风习太美，这是我们这代人比不上的原因啊。
见闻有时很浅薄，但是他的道义很高，和（那种）见闻很渊博，却他的操守不够（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自汉代的读书人是从乡里被推举，所以不能不笃志于自我修养。
现今是用文章来选用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学习。
至于那些学习深入的，理解到了内心深处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种境界。
从这个现象看，那么朝廷喜欢的东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厉害啊。
难道不是真的吗？让汉代和当今都有学校样的教化开导的方法，那么读书人对于做学问和做人，怎么会有如此之偏颇呢？
筠州也算是个州，可是在大江之西，地理偏僻与世隔绝。
在庆历初年，天子下诏设立学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应诏令，筠州的读书人认为是个弊端。
到治平三年，才有开明之士上报董。
董就和郑察看州东南，发现一块地势高旷之地，在上面建造了学舍。
两位贤君就带着报呈的文书去了京城，并嘱咐我写篇记。
我认为两位贤君对筠州的为政，真的是有所追求的。
所以替他们写上我的见闻而成了这篇记，等他们回来之后刻石记录这件盛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