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 · 卷中 · 答顧東橋書 · 十二
來書雲：“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證，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
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
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
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少釋矣。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
《六經》
《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
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歷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
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歷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
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歷之心，而行幽、歷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用於唐，其治亂何如邪？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
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闢不闢、泮不泮爲重輕也。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
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
舜在璇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
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
羲和歷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
堯、舜之知而不遍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
然至於今，循義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
“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
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
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
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
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
”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
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
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
“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
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
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云蟬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
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
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
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
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
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
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
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
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
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
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
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
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
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
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
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
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
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
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
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
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慾，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
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
既其久也，鬥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搜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以先王之道。
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睹。
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
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
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戲謔跳踉，聘奇鬥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
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
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
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
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
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
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
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
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
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
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
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
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
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
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
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
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少釋矣。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
《六經》
《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
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歷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
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歷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
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歷之心，而行幽、歷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用於唐，其治亂何如邪？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
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闢不闢、泮不泮爲重輕也。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
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
舜在璇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
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
羲和歷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
堯、舜之知而不遍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
然至於今，循義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
“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
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
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
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
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
”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
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
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
“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
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
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云蟬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
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
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
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
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
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
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
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
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
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
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
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
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
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
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
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
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
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
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
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
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慾，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
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
既其久也，鬥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搜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以先王之道。
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睹。
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
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
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戲謔跳踉，聘奇鬥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
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
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
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
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
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
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
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
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
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
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
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
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
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暂无
《孟子·盡心上》第二十六章：“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
《孟子·盡心下》第三十七章：“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
子之，戰國時燕王噲相國，噲讓國於子之，燕國大亂。
見《史記·燕召公世家》。
項羽初起兵時尊楚懷王之孫爲主，號義帝，後又放逐義帝並襲殺之。
見《史記·項羽本紀》。
王莽，初爲漢哀帝、平帝時權臣，後代漢自立，改國號爲新，見《漢書·王莽傳》；曹操，漢獻帝時權相，其子曹丕代漢自立，見《三國志·武帝紀》。
明堂，古時施政行禮之地；辟雍，古時學校；封禪，古時帝王祭天地，刻石紀功。
朱熹《論語章句集註·述而》：“孔子以生知之聖，每雲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
《孟子·梁惠王下》第十九章：“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
《孟子·公孫丑上》第六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
《禮記·王制》：“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辟雍，如雍水環繞如璧；泮宮，學官在泮池之旁，“泮”即“半”，南通水而北無水。
《論語·八佾》第三章：“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聲爲律而身爲度者，出自《史記·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 ？穆穆，爲綱爲紀。
”
《論語·泰伯》第四章：“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
《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
《尚書·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七政，日月金木水火土之運行。
《孟子·盡心上》第四十六章：“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陃，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
《左傳·昭公九年》：“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餘一人。
”
《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
《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帝曰：‘籲！囂訟可乎？’”故孟子曰：“丹朱之不肖。
”
銓軸，選官之職；藩臬，行政之職；臺諫，諫言糾察之職；宰執，宰輔一國之職。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
《孟子·盡心下》第三十七章：“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
子之，戰國時燕王噲相國，噲讓國於子之，燕國大亂。
見《史記·燕召公世家》。
項羽初起兵時尊楚懷王之孫爲主，號義帝，後又放逐義帝並襲殺之。
見《史記·項羽本紀》。
王莽，初爲漢哀帝、平帝時權臣，後代漢自立，改國號爲新，見《漢書·王莽傳》；曹操，漢獻帝時權相，其子曹丕代漢自立，見《三國志·武帝紀》。
明堂，古時施政行禮之地；辟雍，古時學校；封禪，古時帝王祭天地，刻石紀功。
朱熹《論語章句集註·述而》：“孔子以生知之聖，每雲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
《孟子·梁惠王下》第十九章：“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
《孟子·公孫丑上》第六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
《禮記·王制》：“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辟雍，如雍水環繞如璧；泮宮，學官在泮池之旁，“泮”即“半”，南通水而北無水。
《論語·八佾》第三章：“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聲爲律而身爲度者，出自《史記·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 ？穆穆，爲綱爲紀。
”
《論語·泰伯》第四章：“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
《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
《尚書·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七政，日月金木水火土之運行。
《孟子·盡心上》第四十六章：“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陃，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
《左傳·昭公九年》：“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餘一人。
”
《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
《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帝曰：‘籲！囂訟可乎？’”故孟子曰：“丹朱之不肖。
”
銓軸，選官之職；藩臬，行政之職；臺諫，諫言糾察之職；宰執，宰輔一國之職。
信中說：“楊朱、墨子的義與仁，鄉愿的忠信，堯、舜、子之的禪讓，商湯、周武王、項羽的流放與殺伐，周公、王莽、曹操的攝政，這些事煩瑣而無從考證，又該聽誰的呢？更何況對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不曾考察識別，假使國家要造明堂、立學校、定曆法樂律、行封禪大典，又能發揮什麼作用呢？所以《論語集註》中說‘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這句話可以稱得上是定論了。
”
你信中提到的楊朱、墨翟、鄉愿、唐堯、虞舜、子之、商湯、周武、項羽、姬旦、王莽、曹操之間的分別，與之前所說的“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伐”的論說，大致是類似的。
對於古今事變的疑問，前面在說良知時，已經用規矩尺度做過比喻，此處不再重述。
至於建造明堂、設立學校等事，不能不說。
可這話說起來就太長了，暫且就你信中提到的來談一下吧，你的疑惑就會少些了。
明堂、學校的規制，始見於《呂氏春秋·月令》和漢代學者鄭玄的註疏中。
《六經》《四書》之中都沒有詳細記載。
難道呂不韋、漢儒們的學問都要高於夏商周三代的聖賢們嗎？齊宣王的時候，周天子的明堂還沒有被損毀，這說明就算是幽王、厲王的時代，周的明堂應該都安然無恙。
堯舜的時候，大家用茅草蓋房屋、壘土作臺階，周堂制度未必完善，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很好地治理天下；幽王、厲王在位的時候，是沿襲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時的明堂，卻也沒有防止得了天下大亂。
什麼道理呢？這不正是表明：用仁愛之心推行仁政，那麼即使是茅屋和土臺階，也可以作爲明堂；而以幽厲的心性，行幽厲般的專政，就算是有明堂，那明堂也是個施暴政的地方。
漢武帝曾經與臣子們談論過立明堂的事，武則天曾大修建明堂，他們的治亂情形如何呀？
天子所設的學校叫辟雍，諸侯所設的學校叫做泮宮，都是因爲周邊的地形而起的名字。
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學問，其是以講明人倫爲核心，至於是否類似壁環，是否建在泮水邊，都無足輕重。
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的人，肯定是要具備中和的德行，只有以聲爲音律，以身爲尺度的人，纔有資格出來制訂禮樂。
諸如禮儀樂器的細節和技巧，則是樂工和廟祝太史的職責，所以曾子說：“君子所重視的道有三個方面，至於具體的祭祀禮儀，則由專人負責。
”堯“命令羲氏和和氏遵從天道，觀測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他看重的是“尊敬地授予百姓天時”。
舜“觀測北斗七星的運行”，他看重的是“安排好七種政事”。
這些都是爭取儘快地用仁愛百姓的心來施行養民的政策。
制訂曆法，掌握時令的根本，正是在於此。
羲和在曆法和數學方面的學問，皋陶和契未必能比得上，大禹和后稷也未必有。
根據《孟子》中“雖堯舜未必能之也”的說法，即使堯舜也未必能做到。
可是至今，遵循羲和的方法再進行世世代代的修正積累，即使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觀星術淺陋的人，也能夠正確地推算曆法、占卜天象，那麼，難道後世稍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反而比大禹、后稷、唐堯、虞舜更賢明能幹嗎？
“封禪”的做法尤其荒誕不經，是後世的奸佞之人溜鬚拍馬以求皇帝寵幸，誇大其詞，蠱惑君心，靡費國帑。
可以稱得上禍國殃民，是最大的無恥，這不是君子所該乾的事兒，這就是司馬相如被天下恥笑的原因。
你竟然以爲這是儒學後生該學習的內容，恐怕是沒有認真思考吧？
聖人之所以成爲聖人，是因爲他們生而知之。
而朱熹注《論語》時說：“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
”如果像他說的那樣，禮樂名物之類確實是成聖功夫，聖人必須學習過後才能知曉，那麼聖人就不能稱爲“生而知之”了。
說聖人“生而知之”是專指義理而言的，而不包括禮樂名物之類，那麼禮樂名物之類是無關做聖的功夫。
之所以說聖人“生而知之”是專指義理而不是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因爲它們屬於“學而知之”的範疇，也就是所謂的學而後知義理。
至於“困而知之”也是疑惑之後通曉義理而已。
現在的學者學習聖人，對於聖人所知的，他們不去通過學習而知曉，卻反過來念念不忘地去探求聖人所不知曉的東西作爲學問，這難道不是迷失了成爲聖人的方向嗎？以上都是僅就你所疑惑的方面稍加解釋，並非拔本塞源之論。
拔本塞源之論如果不能倡明於天下，那麼天下學習聖人的人，將會感到越來越煩瑣艱難，其人即便墮入禽獸、夷狄的人倫綱常，卻還以爲自己學的是聖人的學說。
我的學說雖然可能通明於一時，但終歸似數九寒天的堅冰一樣，西邊剛消融可東邊卻又給凍實了，也終究像深秋的濃霧一般，前面的霧剛散開後面的雲又涌了上來，我就是不顧艱難險阻喋喋不休地進行宣傳，困惑致死，也絲毫不能起到拯救天下的作用。
聖人的心性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在他的眼裏，人無分內外遠近，但凡有生命的都是他的手足兄弟、黎庶子民，均欲教養他們，以成全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意念。
普天下的所有人心，其出生之時與聖人本來並沒有什麼差異，只是因爲後來有了自我的私慾，被物慾所矇蔽，爲公的大心變成了爲私的小心，通達的心被堵塞了，人人各懷心事，甚至於還有那種視其父兄子侄尚不如仇人的。
聖人對此十分擔憂，這才推廣他的天地萬物爲一體的仁愛之心來教育天下人，其目的就是務使人人都能格除私慾、掀去前塵，歸復人心本體的自然之性。
聖人教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堯舜禹相沿襲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它的具體內容，就是舜讓契教化天下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點。
堯、舜、夏、商、周時代，老師教的就是這些，而學生也僅僅學這些。
當時，人人沒有不同意見，家家沒有不同習慣，能自然遵循這些內容的就是聖人，能通過勉勵自己得以實踐的就是賢人，而背離這些的人即使聰明如丹朱，也被稱做不肖之徒。
下至窮街陋巷、田間地頭、農、工、商、賈，也都要學習這些，把成就其德行當做第一要事。
爲什麼會是這樣的學習風氣呢？不過是既沒有雜亂的見聞，也沒有死記硬背的繁難，也沒有繁文縟節的泛濫，更沒有功利之心的誘惑，只是孝敬父母，尊敬兄長，信任朋友，來恢復人心本體所固有的本性良知。
這是人性中本來就有的，不着外務馳求，那麼哪個人不能做到呢？
學校裏所做的事，只是爲了成就德行。
人的才能各異，有的擅長禮樂，有的擅長政治教化，有的擅長水利、肥土、種植，這就需要依據他們所成就的德行，也在學校中進一步培養各自的才能。
根據他們各自的德行才能使他們終身擔任某一職務不變。
用人者都僅知道同心同德，共同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只看他的才能是否稱職，而不以身份高低分輕重，不以職業分貴賤。
被任用的人也只知道同心同德，齊心協力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若自己的才能適宜，那麼哪怕是工作再繁重也不覺得自己辛苦，安心從事低賤瑣碎的工作也不認爲卑下。
那時候，所有的人都高高興興，親如一家。
個人才智不高的，就安於農、工、商、貿的職業本分，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互相爲對方提供生活必需品，相互間不攀比不嫉妒。
而那些才智出衆的，譬如皋陶、夔、后稷和契，則出來做官以發揮他們的才能。
國事宛如家事，有的經營衣食，有的互通有無，有的製造器物，大家團結合作、齊心協力，紛紛獻計獻策，以實現贍養父母，養育子女的願望，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時有所怠慢，因而特別重視自己的職責。
所以，稷勤勉地種莊稼，不因爲不明教化而感到羞恥，把契的善於教化當做自己的善於教化；夔主掌音樂，不因爲不懂禮而感到羞恥，他視伯夷的通曉禮儀爲自己通曉禮儀。
這都是由於他們心術純正、充溢天理，才能成就“以天下萬物爲一體”的仁政，因此，他們的胸懷寬廣、志氣通達，沒有彼此的區分和物我的差別。
這就像一個人的身體，目視、耳聽、手持、足行，都是爲了滿足自身的需要。
眼睛不怕自己聽不到，而耳朵聽到什麼，眼睛自然會跟過去看；足不怕自己拿不起東西，而手一伸過去，足肯定自動趨前。
這是因爲人體元氣充沛循環，血脈暢通，所以癢痛呼吸都能做出神奇的反應，有言語所不能描繪的奇妙。
而聖人之學所以非常簡單，好懂易學，容易實踐的原因，正是因爲它的中心思想只在於恢復人心本體所共有的良知，至於知識技能的學習不是這裏要討論的。
夏、商、週三代以後，王道衰而霸術興；孔孟逝而聖學隱，聖學隱而邪說橫。
當時，教師不再教聖學，學生也不再學聖學。
講授霸術的人，盜用與先王相近似的東西，假借外在的技能來掩蓋，以滿足自己內心的私慾，致天下讀書人昏昏然拜服其門下，聖人之道於是就荒蕪阻塞了。
世人相互仿效，天天探求富國強兵的學說、傾軋詭詐的計謀、攻打討伐的策略，這一切都不過是欺天罔人，以求逞一時之效，以獲取聲名利益爲目的的霸術家，像管仲、商鞅、蘇秦、張儀這樣的人，當時多得不計其數。
霸術盛行日久，導致互相鬥爭搶奪，禍害無窮，這些人淪落爲夷狄禽獸，而霸道權術也沒法再推行下去了。
當時的儒家學者，憤慨悲傷之餘，蒐羅前代聖王的典章制度，拾遺補缺於戰火灰燼之中，他們的目的也確實是爲了挽回先王的聖道。
然而聖學已經失傳太久了，而霸術的流播已經積澱太深，就算是當世的賢人也不免受到習氣的感染，他們希望講明修飾，以求在現實生活中重新發揚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術的影響力，而聖學的蹤跡卻再也尋不到了。
於是產生了解釋古書的訓詁學，傳播講授爲了虛名；於是產生了記誦學，所記言論讓人覺得自己博學；於是產生了詞章學，以華彩的句式求取文章的靚麗。
像這樣的人紛紛擾擾，羣起紛爭，世上不知有多少家，旁門左道，萬千門派，讓人們無所適從。
當時的學者，就像雜耍藝人，戲謔跳踉，騁奇鬥巧，獻媚取悅的人從四面八方競相涌出，令人瞻前顧後，應接不暇，以至於耳聾眼花，精神恍惚，入夜遨遊沉溺其中，就像喪心病狂的人，卻不知道自家學術到底皈依何處。
當時的君王也都昏聵顛倒於這類學問中，終生沉湎於空洞的虛文，而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有時，雖有人覺得這些學問的荒謬怪誕、零亂呆滯而卓然奮起，欲有所作爲，也不過是些國家富強、爭名奪利的霸術罷了。
聖人的學問，越來越晦暗，功利的習氣，越來越嚴重。
這期間有人曾經被佛道的學說所迷惑，然而佛道的學說卻也沒能使他的學說脫離功利性；還有人嘗試着折中儒學各家的見解，但羣儒的學說終究也阻止不了人們對功利的追逐。
直到今天，功利心的流毒已經積習成性，有數千年之久。
以學問知識作爲自大的資本，以強權勢力作爲相互傾軋的工具，以物質利益作爲相互爭奪的標的，以技能大小標榜自己的高明，以聲譽高低作爲結黨的準則。
那些做官的，管錢糧的還想兼管軍事和司法，管禮樂的還想佔據吏部要職，在郡縣上做官的，又想到省裏當主管人事、財政和司法的大官，位居御史臺和諫議大夫，卻眼巴巴地盯着宰相的位子。
不能做那樣的事，就不能擔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曉那一方面的知識，就不能謀求那方面的名譽；實際上，記誦廣正好助長了他們傲慢的氣焰；知識豐富正好使他們得以行惡；見聞廣博正好利於他們狡辯；文采華麗正好掩飾他們的虛僞。
皋、夔、稷、契都不敢說自己能兼任的事，現今的初學後生卻敢琢磨通曉其理論、研究其方法。
其表面宣稱“我想成就天下人共同的事業”，實則內心裏想的卻是如果不這樣就不方便中飽私囊。
唉！以這樣的積習，以這樣的心態，又講求這樣的學術，當他們聽到聖人的教化時，自然視爲累贅迂腐之說，那麼他們把良知視爲不是，把聖人的學說當做無用的東西，這也是勢所必然的了！唉！知識分子生於這樣的時代，又豈能求得聖人的學問？又豈能講明聖人的學問？知識分子生於這樣的時代，想以學爲志，不也是太勞累，太拘泥、太艱難了嗎？唉，可悲呀！
所幸天理存在於人的內心，終歸是不能泯滅的，良知的光明，萬古如一日，那麼聽了我的正本清源之論，那些尚有良知的人必然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
激昂之狀一如決堤的江河一樣不可阻擋。
若非豪傑之士，無所畏懼憤然而起的人，我還能把希望寄託在誰身上呢？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這句話可以稱得上是定論了。
”
你信中提到的楊朱、墨翟、鄉愿、唐堯、虞舜、子之、商湯、周武、項羽、姬旦、王莽、曹操之間的分別，與之前所說的“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伐”的論說，大致是類似的。
對於古今事變的疑問，前面在說良知時，已經用規矩尺度做過比喻，此處不再重述。
至於建造明堂、設立學校等事，不能不說。
可這話說起來就太長了，暫且就你信中提到的來談一下吧，你的疑惑就會少些了。
明堂、學校的規制，始見於《呂氏春秋·月令》和漢代學者鄭玄的註疏中。
《六經》《四書》之中都沒有詳細記載。
難道呂不韋、漢儒們的學問都要高於夏商周三代的聖賢們嗎？齊宣王的時候，周天子的明堂還沒有被損毀，這說明就算是幽王、厲王的時代，周的明堂應該都安然無恙。
堯舜的時候，大家用茅草蓋房屋、壘土作臺階，周堂制度未必完善，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很好地治理天下；幽王、厲王在位的時候，是沿襲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時的明堂，卻也沒有防止得了天下大亂。
什麼道理呢？這不正是表明：用仁愛之心推行仁政，那麼即使是茅屋和土臺階，也可以作爲明堂；而以幽厲的心性，行幽厲般的專政，就算是有明堂，那明堂也是個施暴政的地方。
漢武帝曾經與臣子們談論過立明堂的事，武則天曾大修建明堂，他們的治亂情形如何呀？
天子所設的學校叫辟雍，諸侯所設的學校叫做泮宮，都是因爲周邊的地形而起的名字。
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學問，其是以講明人倫爲核心，至於是否類似壁環，是否建在泮水邊，都無足輕重。
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的人，肯定是要具備中和的德行，只有以聲爲音律，以身爲尺度的人，纔有資格出來制訂禮樂。
諸如禮儀樂器的細節和技巧，則是樂工和廟祝太史的職責，所以曾子說：“君子所重視的道有三個方面，至於具體的祭祀禮儀，則由專人負責。
”堯“命令羲氏和和氏遵從天道，觀測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他看重的是“尊敬地授予百姓天時”。
舜“觀測北斗七星的運行”，他看重的是“安排好七種政事”。
這些都是爭取儘快地用仁愛百姓的心來施行養民的政策。
制訂曆法，掌握時令的根本，正是在於此。
羲和在曆法和數學方面的學問，皋陶和契未必能比得上，大禹和后稷也未必有。
根據《孟子》中“雖堯舜未必能之也”的說法，即使堯舜也未必能做到。
可是至今，遵循羲和的方法再進行世世代代的修正積累，即使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觀星術淺陋的人，也能夠正確地推算曆法、占卜天象，那麼，難道後世稍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反而比大禹、后稷、唐堯、虞舜更賢明能幹嗎？
“封禪”的做法尤其荒誕不經，是後世的奸佞之人溜鬚拍馬以求皇帝寵幸，誇大其詞，蠱惑君心，靡費國帑。
可以稱得上禍國殃民，是最大的無恥，這不是君子所該乾的事兒，這就是司馬相如被天下恥笑的原因。
你竟然以爲這是儒學後生該學習的內容，恐怕是沒有認真思考吧？
聖人之所以成爲聖人，是因爲他們生而知之。
而朱熹注《論語》時說：“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
”如果像他說的那樣，禮樂名物之類確實是成聖功夫，聖人必須學習過後才能知曉，那麼聖人就不能稱爲“生而知之”了。
說聖人“生而知之”是專指義理而言的，而不包括禮樂名物之類，那麼禮樂名物之類是無關做聖的功夫。
之所以說聖人“生而知之”是專指義理而不是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因爲它們屬於“學而知之”的範疇，也就是所謂的學而後知義理。
至於“困而知之”也是疑惑之後通曉義理而已。
現在的學者學習聖人，對於聖人所知的，他們不去通過學習而知曉，卻反過來念念不忘地去探求聖人所不知曉的東西作爲學問，這難道不是迷失了成爲聖人的方向嗎？以上都是僅就你所疑惑的方面稍加解釋，並非拔本塞源之論。
拔本塞源之論如果不能倡明於天下，那麼天下學習聖人的人，將會感到越來越煩瑣艱難，其人即便墮入禽獸、夷狄的人倫綱常，卻還以爲自己學的是聖人的學說。
我的學說雖然可能通明於一時，但終歸似數九寒天的堅冰一樣，西邊剛消融可東邊卻又給凍實了，也終究像深秋的濃霧一般，前面的霧剛散開後面的雲又涌了上來，我就是不顧艱難險阻喋喋不休地進行宣傳，困惑致死，也絲毫不能起到拯救天下的作用。
聖人的心性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在他的眼裏，人無分內外遠近，但凡有生命的都是他的手足兄弟、黎庶子民，均欲教養他們，以成全他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意念。
普天下的所有人心，其出生之時與聖人本來並沒有什麼差異，只是因爲後來有了自我的私慾，被物慾所矇蔽，爲公的大心變成了爲私的小心，通達的心被堵塞了，人人各懷心事，甚至於還有那種視其父兄子侄尚不如仇人的。
聖人對此十分擔憂，這才推廣他的天地萬物爲一體的仁愛之心來教育天下人，其目的就是務使人人都能格除私慾、掀去前塵，歸復人心本體的自然之性。
聖人教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堯舜禹相沿襲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它的具體內容，就是舜讓契教化天下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點。
堯、舜、夏、商、周時代，老師教的就是這些，而學生也僅僅學這些。
當時，人人沒有不同意見，家家沒有不同習慣，能自然遵循這些內容的就是聖人，能通過勉勵自己得以實踐的就是賢人，而背離這些的人即使聰明如丹朱，也被稱做不肖之徒。
下至窮街陋巷、田間地頭、農、工、商、賈，也都要學習這些，把成就其德行當做第一要事。
爲什麼會是這樣的學習風氣呢？不過是既沒有雜亂的見聞，也沒有死記硬背的繁難，也沒有繁文縟節的泛濫，更沒有功利之心的誘惑，只是孝敬父母，尊敬兄長，信任朋友，來恢復人心本體所固有的本性良知。
這是人性中本來就有的，不着外務馳求，那麼哪個人不能做到呢？
學校裏所做的事，只是爲了成就德行。
人的才能各異，有的擅長禮樂，有的擅長政治教化，有的擅長水利、肥土、種植，這就需要依據他們所成就的德行，也在學校中進一步培養各自的才能。
根據他們各自的德行才能使他們終身擔任某一職務不變。
用人者都僅知道同心同德，共同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只看他的才能是否稱職，而不以身份高低分輕重，不以職業分貴賤。
被任用的人也只知道同心同德，齊心協力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若自己的才能適宜，那麼哪怕是工作再繁重也不覺得自己辛苦，安心從事低賤瑣碎的工作也不認爲卑下。
那時候，所有的人都高高興興，親如一家。
個人才智不高的，就安於農、工、商、貿的職業本分，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互相爲對方提供生活必需品，相互間不攀比不嫉妒。
而那些才智出衆的，譬如皋陶、夔、后稷和契，則出來做官以發揮他們的才能。
國事宛如家事，有的經營衣食，有的互通有無，有的製造器物，大家團結合作、齊心協力，紛紛獻計獻策，以實現贍養父母，養育子女的願望，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時有所怠慢，因而特別重視自己的職責。
所以，稷勤勉地種莊稼，不因爲不明教化而感到羞恥，把契的善於教化當做自己的善於教化；夔主掌音樂，不因爲不懂禮而感到羞恥，他視伯夷的通曉禮儀爲自己通曉禮儀。
這都是由於他們心術純正、充溢天理，才能成就“以天下萬物爲一體”的仁政，因此，他們的胸懷寬廣、志氣通達，沒有彼此的區分和物我的差別。
這就像一個人的身體，目視、耳聽、手持、足行，都是爲了滿足自身的需要。
眼睛不怕自己聽不到，而耳朵聽到什麼，眼睛自然會跟過去看；足不怕自己拿不起東西，而手一伸過去，足肯定自動趨前。
這是因爲人體元氣充沛循環，血脈暢通，所以癢痛呼吸都能做出神奇的反應，有言語所不能描繪的奇妙。
而聖人之學所以非常簡單，好懂易學，容易實踐的原因，正是因爲它的中心思想只在於恢復人心本體所共有的良知，至於知識技能的學習不是這裏要討論的。
夏、商、週三代以後，王道衰而霸術興；孔孟逝而聖學隱，聖學隱而邪說橫。
當時，教師不再教聖學，學生也不再學聖學。
講授霸術的人，盜用與先王相近似的東西，假借外在的技能來掩蓋，以滿足自己內心的私慾，致天下讀書人昏昏然拜服其門下，聖人之道於是就荒蕪阻塞了。
世人相互仿效，天天探求富國強兵的學說、傾軋詭詐的計謀、攻打討伐的策略，這一切都不過是欺天罔人，以求逞一時之效，以獲取聲名利益爲目的的霸術家，像管仲、商鞅、蘇秦、張儀這樣的人，當時多得不計其數。
霸術盛行日久，導致互相鬥爭搶奪，禍害無窮，這些人淪落爲夷狄禽獸，而霸道權術也沒法再推行下去了。
當時的儒家學者，憤慨悲傷之餘，蒐羅前代聖王的典章制度，拾遺補缺於戰火灰燼之中，他們的目的也確實是爲了挽回先王的聖道。
然而聖學已經失傳太久了，而霸術的流播已經積澱太深，就算是當世的賢人也不免受到習氣的感染，他們希望講明修飾，以求在現實生活中重新發揚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術的影響力，而聖學的蹤跡卻再也尋不到了。
於是產生了解釋古書的訓詁學，傳播講授爲了虛名；於是產生了記誦學，所記言論讓人覺得自己博學；於是產生了詞章學，以華彩的句式求取文章的靚麗。
像這樣的人紛紛擾擾，羣起紛爭，世上不知有多少家，旁門左道，萬千門派，讓人們無所適從。
當時的學者，就像雜耍藝人，戲謔跳踉，騁奇鬥巧，獻媚取悅的人從四面八方競相涌出，令人瞻前顧後，應接不暇，以至於耳聾眼花，精神恍惚，入夜遨遊沉溺其中，就像喪心病狂的人，卻不知道自家學術到底皈依何處。
當時的君王也都昏聵顛倒於這類學問中，終生沉湎於空洞的虛文，而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有時，雖有人覺得這些學問的荒謬怪誕、零亂呆滯而卓然奮起，欲有所作爲，也不過是些國家富強、爭名奪利的霸術罷了。
聖人的學問，越來越晦暗，功利的習氣，越來越嚴重。
這期間有人曾經被佛道的學說所迷惑，然而佛道的學說卻也沒能使他的學說脫離功利性；還有人嘗試着折中儒學各家的見解，但羣儒的學說終究也阻止不了人們對功利的追逐。
直到今天，功利心的流毒已經積習成性，有數千年之久。
以學問知識作爲自大的資本，以強權勢力作爲相互傾軋的工具，以物質利益作爲相互爭奪的標的，以技能大小標榜自己的高明，以聲譽高低作爲結黨的準則。
那些做官的，管錢糧的還想兼管軍事和司法，管禮樂的還想佔據吏部要職，在郡縣上做官的，又想到省裏當主管人事、財政和司法的大官，位居御史臺和諫議大夫，卻眼巴巴地盯着宰相的位子。
不能做那樣的事，就不能擔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曉那一方面的知識，就不能謀求那方面的名譽；實際上，記誦廣正好助長了他們傲慢的氣焰；知識豐富正好使他們得以行惡；見聞廣博正好利於他們狡辯；文采華麗正好掩飾他們的虛僞。
皋、夔、稷、契都不敢說自己能兼任的事，現今的初學後生卻敢琢磨通曉其理論、研究其方法。
其表面宣稱“我想成就天下人共同的事業”，實則內心裏想的卻是如果不這樣就不方便中飽私囊。
唉！以這樣的積習，以這樣的心態，又講求這樣的學術，當他們聽到聖人的教化時，自然視爲累贅迂腐之說，那麼他們把良知視爲不是，把聖人的學說當做無用的東西，這也是勢所必然的了！唉！知識分子生於這樣的時代，又豈能求得聖人的學問？又豈能講明聖人的學問？知識分子生於這樣的時代，想以學爲志，不也是太勞累，太拘泥、太艱難了嗎？唉，可悲呀！
所幸天理存在於人的內心，終歸是不能泯滅的，良知的光明，萬古如一日，那麼聽了我的正本清源之論，那些尚有良知的人必然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
激昂之狀一如決堤的江河一樣不可阻擋。
若非豪傑之士，無所畏懼憤然而起的人，我還能把希望寄託在誰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