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 · 卷二十八 ·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
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
《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
夫文德，世服也。
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
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
大人德擴其文炳。
小人德熾其文斑。
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
華而晥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
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
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
非唯於人，物亦鹹然。
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蚖；龜知，揹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
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
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
上天多文而後土多理。
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
瑞應符命，莫非文者。
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
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
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
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
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
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
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
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
或曰：“文儒不若世儒。
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
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
答曰：不然。
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
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
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宮廷設其位。
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
彼虛說，此實篇。
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
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
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
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
周公、孔子，難以論言。
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
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
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
居不幽，思不至。
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閒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
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遊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
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
揚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
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
〔籍〕長卿、子云爲相，賦玄不工。
”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
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
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
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
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
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
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
長卿、子云，二子之倫也。
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
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
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
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
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
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
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
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
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
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
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
案古作書者，多位佈散盤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
夫有所逼，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
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
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
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
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
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
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
蛢彈雀則失鷃，射鵲則失雁，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併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
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舍鵲而射雁，則下射無失矣。
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
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
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
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
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
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
出口爲言，著文爲篇。
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
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
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
鄒陽舉疏，免罪於樑。
徐樂上書，身拜郎中。
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
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
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不長。
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採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
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
”前人近聖，猶爲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採用而施行？”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
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
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
若此者，韙是於《五經》。
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
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
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
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
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
亡秦無道，敗亂之也。
秦雖無道，不燔諸子。
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採掇以示後人。
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
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
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
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採民以爲篇，《樂》須〔民〕歡，《禮》待民平。
四經有據，篇章乃成。
《尚書》、《春秋》，採掇史記。
史記興無異，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
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
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諸子尺書，文明實是。
說章句者，終不求解釦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
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
《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
夫文德，世服也。
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
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
大人德擴其文炳。
小人德熾其文斑。
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
華而晥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
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
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
非唯於人，物亦鹹然。
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蚖；龜知，揹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
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
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
上天多文而後土多理。
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
瑞應符命，莫非文者。
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
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
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
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
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
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
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
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
或曰：“文儒不若世儒。
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
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
答曰：不然。
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
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
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宮廷設其位。
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
彼虛說，此實篇。
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
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
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
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
周公、孔子，難以論言。
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
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
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
居不幽，思不至。
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閒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
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遊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
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
揚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
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
〔籍〕長卿、子云爲相，賦玄不工。
”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
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
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
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
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
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
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
長卿、子云，二子之倫也。
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
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
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
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
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
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
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
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
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
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
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
案古作書者，多位佈散盤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
夫有所逼，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
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
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
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
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
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
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
蛢彈雀則失鷃，射鵲則失雁，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併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
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舍鵲而射雁，則下射無失矣。
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
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
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
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
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
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
出口爲言，著文爲篇。
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
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
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
鄒陽舉疏，免罪於樑。
徐樂上書，身拜郎中。
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
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
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不長。
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採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
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
”前人近聖，猶爲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採用而施行？”
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
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
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
若此者，韙是於《五經》。
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
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
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
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
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
亡秦無道，敗亂之也。
秦雖無道，不燔諸子。
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採掇以示後人。
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
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
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
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採民以爲篇，《樂》須〔民〕歡，《禮》待民平。
四經有據，篇章乃成。
《尚書》、《春秋》，採掇史記。
史記興無異，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
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
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諸子尺書，文明實是。
說章句者，終不求解釦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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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士人的議論高明，爲什麼一定要依靠藉助文采呢？”
回答說：“人要具備文和質兩個方面纔算完美。
物有隻開花不結果的，有隻結果不開花的。
《易》上說：“聖人的情感通過文辭表達出來。
”說出口就成了語言，把簡札編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辭書寫出來，真實的情感就顯現了。
體現德行的文采，就是社會的服飾。
只見之於文字叫“文”，實際去做叫“德”，裝飾在衣上叫“服”。
所以說：道德越高的文飾就越多采，道德越明顯的文飾就越鮮明。
官大位尊的人道德豐盈，他的文飾就鮮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飾就華麗。
官高位尊文飾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飾就豐盛。
華麗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病重臥牀，讓兒子把這種席子換掉。
由此說來，以穿的服飾來區別賢人，賢人是以文采的多少來區分高低。
愚昧傑出不能分別，必須要靠文采來判斷。
不僅人類是如此，萬物也都是這樣。
龍的鱗上有花紋，在蛇類中是神物；鳳的羽毛有五色，在鳥類中是首領；老虎威猛，毛色花紋很多；龜智慧，背甲上有花紋。
這四種動物的軀體花色華麗，在動物類中是聖賢。
如果山沒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長草木，就是潟土；人沒有文采，就是無用的人。
土山上不會有麋鹿，潟土上不會生五穀，人沒有體現德行的文采就不會是聖賢。
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谷，陰陽二氣協和，聖賢承受此二氣，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
祥瑞吉兆，沒有不以文采來顯現的。
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們生下來就很奇怪，有字樣在他們手上。
張良命該顯貴，出逃時與神人相會，黃石老人授以兵書，終於被封爲留侯。
黃河神異，所以出現河圖；洛水神靈，所以出現洛書。
書籍所記載的怪奇的事物，不會出現在小水坑中。
物以文采爲外表，人以文采爲根基。
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貢就譏諷他。
認爲文采不足爲奇的，是棘子成這類人。
能著書立說的是文儒，能解釋經書的是世儒。
兩種儒生同在社會上，不知哪一種更優些。
有人說：“文儒不如世儒。
世儒解釋聖人的經書，解釋賢人的傳述，意義道理廣博，沒有不見實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職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經博士，聚集了許多門徒，招引會集了千里之外的學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學說仍然流傳於後代。
文儒發表的是華而不實的議論，對社會毫無補益，所以沒有固定的官職，不見他們有一個弟子門徒，他們本人死亡之後，沒有人繼承他們的學業。
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
回答說：並非如此。
文儒世儒解釋聖人的實情，是出於同一個動機，有同樣的效驗，目的都是想追隨聖人。
事情雖然不同但勉力從事是一致的，說的話不一樣但道理卻是相同的。
爲什麼說文儒的議論對社會沒有補益呢？世儒的學問容易做，所以世人學習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來，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設置了他們的職位。
文儒的學問，卓越非凡不循常規，人們很少讀他們的書，他們的學問即使沒有用來傳授，門下即使沒有弟子，但他們的著作文章奇偉不凡，世上的人同樣流傳他們的著述。
那些世儒的都是虛妄的言論，只有這些文儒的纔是有實際內容的文章。
判斷比較這兩種儒生，哪一個賢明呢？考察古代賢能的人著書立說，自己用自己的學問，自己在社會上出名。
世儒在當時即使尊貴，如果沒有被文儒把他們寫進書裏，他們的事蹟就不會流傳。
周公制禮作樂，名聲流傳而不滅絕。
孔子編寫《春秋》，名聲流傳而不滅絕。
周公、孔子是聖人，難以用他們作例子來論證人才。
漢代寫書的人有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云等人，他們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樣，他們的名聲不是靠別人得來的。
世人傳聞的《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郡的歐陽生和公孫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將他們記載下來，世上的人也不會知道他們。
憑自己的學問出名的人與依賴別人纔出名的人相比，哪個更好呢？能夠記載一百個人的事蹟使他們出名，與僅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個更高明呢？
有人說：“從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閒時間來思考罷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衆不同於平常人。
居住的地方不幽靜，文思就不會到來。
如果讓從事著述的人，總攬各方面的事，掌管國境之內的職責，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還有什麼空閒去從事著述呢？假使讓一個平庸的人把閒暇時的思慮積累起來，也能寫出八十多篇文章。
周文王忙於政務太陽偏西也沒有空吃飯，周公洗一次頭要中斷三回來接待客人，還有什麼空餘時間悠閒自在地用筆在簡札上寫出美麗的文章呢？孔子寫成了《春秋》，是因爲沒有被周天子重用。
司馬長卿因爲不能參預公卿的事務，所以能寫成《子虛賦》。
揚子云因爲只當了中郎這樣一個閒官，所以才能寫成《太玄經》和《法言》。
如果孔子能當上君王，《春秋》就寫不出來；假如司馬長卿和揚子云做了丞相，《子虛賦》和《太玄經》就不會有如此的巧妙。
”
回答說：周文王忙得到太陽偏西了還沒有空去吃飯，這是爲推演《易》和增加卦數。
周公洗一次頭要中斷三回，這是忙於爲周朝改訂法度和制禮作樂。
周朝的禮制不敗壞，孔子就不會寫作《春秋》，並不是因爲他有空閒時間來思考，而是因爲周代的禮制已經不完備，不能再沿用了。
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發自內心而寫作，哪裏是閒着無事而寫作以免荒廢日月呢？這乃是對虛妄有所感觸而引起的，就像水源會流淌熱氣會蒸騰一樣非寫不可。
管仲輔佐齊桓公，以致於多次召集諸侯會盟；商鞅輔佐秦孝公，爲秦國開創了帝王之業。
然而他們兩人寫的書，也有幾十篇之多。
司馬長卿和揚子云，也是管仲、商鞅這類人。
由於他們都有所感觸，因此才幹不相上下；才幹相同，因此學問相當。
他們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書，並不是因爲他們有空閒。
過問的事情越多見識也就越廣博，官務越繁忙見識也就越深厚。
居住的地方不幽靜文思就不會到來，文思不來下筆就不流利，頑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無所憂慮，還是寫不出一個字來。
人才有能與不能，而不在於有沒有空閒。
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沒有具備才智而不能寫作的人。
有才智很高想寫作而無所緣起的人，沒有才智很低而由於有空閒就能記錄成文的人。
大概奇才有無從下筆的，沒有不會寫作的，有看不到的，沒有缺乏功夫進行寫作的。
有人說：“凡是著書立說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經窮盡，居官位就不能勝任職責。
大約人的思想偏重於某個方面，那麼精力也就會在這方面用盡。
著書立說的人，寫的東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經到了極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盡。
考察古代著書立說的人，大多處在閒散無事的地位；至於輔佐將要傾覆的社稷，安定將要危亡的國家，這不是著書立說的人所能做到的。
有所推動，有所堅持，就會有所開端，寫出成百篇的文章來。
呂不韋寫《呂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禍至全家被處死；韓非著《韓非子》一書，自己被害死在秦國的獄中。
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麼能輔佐國家呢？在那方面有所擅長，在這方面怎麼能不有所不足呢？精通寫文章，怎麼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
回答說：人有優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時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時候。
並不是由於低劣，而是心思沒放在這方面；並不是由於笨拙，而是精神沒有集中於這方面。
心中存有某種志向，就會連泰山也看不見；思想達到了某種境地，自己就沒有空閒來有所謀求。
世人稱讚干將的鋒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劍刃不鋒利。
而是同時不能起兩種作用。
用蛢彈雀就不能同時彈■，用弓射鵲就不能同時射雁；方和圓不能同時都畫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時兩邊都看見，一個人如果同時做兩件事，結果一件事也做不成。
如果幹將不用來刺而改爲砍，不用蛢射鵲而改爲射雁，就一定能砍下來，一定能射中而不會失誤了。
人如果放棄他的寫作，專心搞政治，那麼子產和子賤的事蹟就不值得一比了。
古代著書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業的人，只是沒有受到重用。
管仲和晏嬰，功業和著書都有所建樹；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
漢高祖得天下之後，使用武力治國的主張沒有改變，陸賈寫出《新語》，漢高祖大體都採用了。
呂氏陰謀篡權，劉氏的天下將要傾覆，如果不是陸賈的政策，漢家帝室就不會得安寧。
有才智的人沒有辦不到的事情，關鍵在於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亂世，就會去建立功業，有所感觸，就會以他的才智從事著述。
說出口就是語言，寫成字就是文章。
古代憑說話建功的人多，爲寫文章而遭受敗家滅族的人極少。
呂不韋、淮南王是由於別的事而犯罪，不是因爲著書纔有罪的。
讓門客來寫書，自己並不寫，即使不寫書，也仍然要蒙受災禍，災禍害人，從古至今接連不斷，不一定都是在寫作上才智窮盡了的人。
鄒陽在獄中上書，被樑孝王免去了罪；徐樂給漢武帝上書，自己被拜爲郎中。
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於人，爲什麼要懷疑它不能保護自身呢？韓王安如果早點聽從公子韓非的意見，國家不會有傾覆的危險。
至於韓非的死，是因爲李斯嫉妒他才能出衆，並不是由於他著書才智竭盡，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爲的緣故。
春天植物受到傷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殘過的植物如果不再受傷害，到秋天也會長大成熟。
如果韓非不死的話，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難說了。
所以有才學的人能夠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卻不能使別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夠使自己的議論切實可行，卻不能使別人必定採納自己的主張。
有人說：“從古到今寫書的人不止一個，各自牽強附會失去了經傳的真實內容，違背了聖人的本質意義，所以稱之爲殘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
因此說：‘殘缺之物裝滿車，不能成爲什麼學說；玉屑裝滿箱子，不能成爲什麼寶物。
”前人最接近聖人，還被稱爲殘缺之物，何況遠離聖人隨前人之後重新來寫書的人呢？他們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們的言論必定是不賢明的，怎麼能夠採用而用來施行呢？”
回答說：聖人寫經，賢人作傳，要闡述著書人的本意，採集聖人的遺志，所以經必須要有傳來解釋。
都是賢人所寫的，爲什麼偏認爲經傳是對的，而其他的書和記都不對呢？那些可以見到的經傳以及解釋經的文章，說明經必須要傳才能解釋清楚，所以說它們是對的。
其他書與傳上的解釋不相符合，別創一說，所以說它們不對。
像這樣的話，以五經作爲是非標準，假如說的話不符合五經，即使完全正確，也不會被人聽信。
假使五經從孔子門中出來，至今毫無殘缺散失，稱得上是純粹完整的東西，相信它是可以的。
現在五經已經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張的觸犯，焚燒並禁止流傳，伏生這類人，懷抱經書深藏在山中。
漢朝興起，徵收五經，經書殘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備。
晁錯這類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師徒相繼沿襲傳授，不知道哪一個是對的。
秦朝無道義，所以就敗亂了。
秦朝即使無道，並沒有燒諸子的著作。
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閱讀用來糾正各種言論，可以拿來給後人看。
後人重新寫書，就和前人創作一樣。
都博學而有智慧，全是史書所稱道的，文義與經書不相上下，爲什麼單認爲諸子的著作偏離了經書的真實呢？由此說來，經書殘缺而不完整，諸子百家的書沒有散失不全的，而經書反而有遺失的篇目。
分析比較二者，誰是支離破碎的呢？《易》是根據事物的表象寫成的，《詩》是向民間採集而編輯成篇的，《樂》的成書有賴於老百姓的歡愉，《禮》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樂講禮節。
四經都有所依據，它的篇章才能寫成。
《尚書》和《春秋》，採取了史官的記載。
史官的記載與諸子的著作沒有區別，與依據百姓和事象寫成的經書是同一個道理。
六經的寫作全都有所依據。
由此說來，諸子的書是根本，經書則是枝節，枝節偏離了事實，根本卻具備了道的實質。
分析比較二者，誰纔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誤的人在民間，知道經書錯誤的人在諸子。
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實。
解釋經書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徹底地理解而去問個一清二楚，一代代師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釋經書章句的人，就不會是通曉古今的人。
回答說：“人要具備文和質兩個方面纔算完美。
物有隻開花不結果的，有隻結果不開花的。
《易》上說：“聖人的情感通過文辭表達出來。
”說出口就成了語言，把簡札編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辭書寫出來，真實的情感就顯現了。
體現德行的文采，就是社會的服飾。
只見之於文字叫“文”，實際去做叫“德”，裝飾在衣上叫“服”。
所以說：道德越高的文飾就越多采，道德越明顯的文飾就越鮮明。
官大位尊的人道德豐盈，他的文飾就鮮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飾就華麗。
官高位尊文飾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飾就豐盛。
華麗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病重臥牀，讓兒子把這種席子換掉。
由此說來，以穿的服飾來區別賢人，賢人是以文采的多少來區分高低。
愚昧傑出不能分別，必須要靠文采來判斷。
不僅人類是如此，萬物也都是這樣。
龍的鱗上有花紋，在蛇類中是神物；鳳的羽毛有五色，在鳥類中是首領；老虎威猛，毛色花紋很多；龜智慧，背甲上有花紋。
這四種動物的軀體花色華麗，在動物類中是聖賢。
如果山沒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長草木，就是潟土；人沒有文采，就是無用的人。
土山上不會有麋鹿，潟土上不會生五穀，人沒有體現德行的文采就不會是聖賢。
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谷，陰陽二氣協和，聖賢承受此二氣，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
祥瑞吉兆，沒有不以文采來顯現的。
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們生下來就很奇怪，有字樣在他們手上。
張良命該顯貴，出逃時與神人相會，黃石老人授以兵書，終於被封爲留侯。
黃河神異，所以出現河圖；洛水神靈，所以出現洛書。
書籍所記載的怪奇的事物，不會出現在小水坑中。
物以文采爲外表，人以文采爲根基。
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貢就譏諷他。
認爲文采不足爲奇的，是棘子成這類人。
能著書立說的是文儒，能解釋經書的是世儒。
兩種儒生同在社會上，不知哪一種更優些。
有人說：“文儒不如世儒。
世儒解釋聖人的經書，解釋賢人的傳述，意義道理廣博，沒有不見實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職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經博士，聚集了許多門徒，招引會集了千里之外的學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學說仍然流傳於後代。
文儒發表的是華而不實的議論，對社會毫無補益，所以沒有固定的官職，不見他們有一個弟子門徒，他們本人死亡之後，沒有人繼承他們的學業。
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
回答說：並非如此。
文儒世儒解釋聖人的實情，是出於同一個動機，有同樣的效驗，目的都是想追隨聖人。
事情雖然不同但勉力從事是一致的，說的話不一樣但道理卻是相同的。
爲什麼說文儒的議論對社會沒有補益呢？世儒的學問容易做，所以世人學習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來，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設置了他們的職位。
文儒的學問，卓越非凡不循常規，人們很少讀他們的書，他們的學問即使沒有用來傳授，門下即使沒有弟子，但他們的著作文章奇偉不凡，世上的人同樣流傳他們的著述。
那些世儒的都是虛妄的言論，只有這些文儒的纔是有實際內容的文章。
判斷比較這兩種儒生，哪一個賢明呢？考察古代賢能的人著書立說，自己用自己的學問，自己在社會上出名。
世儒在當時即使尊貴，如果沒有被文儒把他們寫進書裏，他們的事蹟就不會流傳。
周公制禮作樂，名聲流傳而不滅絕。
孔子編寫《春秋》，名聲流傳而不滅絕。
周公、孔子是聖人，難以用他們作例子來論證人才。
漢代寫書的人有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云等人，他們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樣，他們的名聲不是靠別人得來的。
世人傳聞的《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郡的歐陽生和公孫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將他們記載下來，世上的人也不會知道他們。
憑自己的學問出名的人與依賴別人纔出名的人相比，哪個更好呢？能夠記載一百個人的事蹟使他們出名，與僅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個更高明呢？
有人說：“從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閒時間來思考罷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衆不同於平常人。
居住的地方不幽靜，文思就不會到來。
如果讓從事著述的人，總攬各方面的事，掌管國境之內的職責，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還有什麼空閒去從事著述呢？假使讓一個平庸的人把閒暇時的思慮積累起來，也能寫出八十多篇文章。
周文王忙於政務太陽偏西也沒有空吃飯，周公洗一次頭要中斷三回來接待客人，還有什麼空餘時間悠閒自在地用筆在簡札上寫出美麗的文章呢？孔子寫成了《春秋》，是因爲沒有被周天子重用。
司馬長卿因爲不能參預公卿的事務，所以能寫成《子虛賦》。
揚子云因爲只當了中郎這樣一個閒官，所以才能寫成《太玄經》和《法言》。
如果孔子能當上君王，《春秋》就寫不出來；假如司馬長卿和揚子云做了丞相，《子虛賦》和《太玄經》就不會有如此的巧妙。
”
回答說：周文王忙得到太陽偏西了還沒有空去吃飯，這是爲推演《易》和增加卦數。
周公洗一次頭要中斷三回，這是忙於爲周朝改訂法度和制禮作樂。
周朝的禮制不敗壞，孔子就不會寫作《春秋》，並不是因爲他有空閒時間來思考，而是因爲周代的禮制已經不完備，不能再沿用了。
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發自內心而寫作，哪裏是閒着無事而寫作以免荒廢日月呢？這乃是對虛妄有所感觸而引起的，就像水源會流淌熱氣會蒸騰一樣非寫不可。
管仲輔佐齊桓公，以致於多次召集諸侯會盟；商鞅輔佐秦孝公，爲秦國開創了帝王之業。
然而他們兩人寫的書，也有幾十篇之多。
司馬長卿和揚子云，也是管仲、商鞅這類人。
由於他們都有所感觸，因此才幹不相上下；才幹相同，因此學問相當。
他們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書，並不是因爲他們有空閒。
過問的事情越多見識也就越廣博，官務越繁忙見識也就越深厚。
居住的地方不幽靜文思就不會到來，文思不來下筆就不流利，頑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無所憂慮，還是寫不出一個字來。
人才有能與不能，而不在於有沒有空閒。
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沒有具備才智而不能寫作的人。
有才智很高想寫作而無所緣起的人，沒有才智很低而由於有空閒就能記錄成文的人。
大概奇才有無從下筆的，沒有不會寫作的，有看不到的，沒有缺乏功夫進行寫作的。
有人說：“凡是著書立說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經窮盡，居官位就不能勝任職責。
大約人的思想偏重於某個方面，那麼精力也就會在這方面用盡。
著書立說的人，寫的東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經到了極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盡。
考察古代著書立說的人，大多處在閒散無事的地位；至於輔佐將要傾覆的社稷，安定將要危亡的國家，這不是著書立說的人所能做到的。
有所推動，有所堅持，就會有所開端，寫出成百篇的文章來。
呂不韋寫《呂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禍至全家被處死；韓非著《韓非子》一書，自己被害死在秦國的獄中。
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麼能輔佐國家呢？在那方面有所擅長，在這方面怎麼能不有所不足呢？精通寫文章，怎麼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
回答說：人有優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時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時候。
並不是由於低劣，而是心思沒放在這方面；並不是由於笨拙，而是精神沒有集中於這方面。
心中存有某種志向，就會連泰山也看不見；思想達到了某種境地，自己就沒有空閒來有所謀求。
世人稱讚干將的鋒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劍刃不鋒利。
而是同時不能起兩種作用。
用蛢彈雀就不能同時彈■，用弓射鵲就不能同時射雁；方和圓不能同時都畫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時兩邊都看見，一個人如果同時做兩件事，結果一件事也做不成。
如果幹將不用來刺而改爲砍，不用蛢射鵲而改爲射雁，就一定能砍下來，一定能射中而不會失誤了。
人如果放棄他的寫作，專心搞政治，那麼子產和子賤的事蹟就不值得一比了。
古代著書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業的人，只是沒有受到重用。
管仲和晏嬰，功業和著書都有所建樹；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
漢高祖得天下之後，使用武力治國的主張沒有改變，陸賈寫出《新語》，漢高祖大體都採用了。
呂氏陰謀篡權，劉氏的天下將要傾覆，如果不是陸賈的政策，漢家帝室就不會得安寧。
有才智的人沒有辦不到的事情，關鍵在於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亂世，就會去建立功業，有所感觸，就會以他的才智從事著述。
說出口就是語言，寫成字就是文章。
古代憑說話建功的人多，爲寫文章而遭受敗家滅族的人極少。
呂不韋、淮南王是由於別的事而犯罪，不是因爲著書纔有罪的。
讓門客來寫書，自己並不寫，即使不寫書，也仍然要蒙受災禍，災禍害人，從古至今接連不斷，不一定都是在寫作上才智窮盡了的人。
鄒陽在獄中上書，被樑孝王免去了罪；徐樂給漢武帝上書，自己被拜爲郎中。
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於人，爲什麼要懷疑它不能保護自身呢？韓王安如果早點聽從公子韓非的意見，國家不會有傾覆的危險。
至於韓非的死，是因爲李斯嫉妒他才能出衆，並不是由於他著書才智竭盡，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爲的緣故。
春天植物受到傷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殘過的植物如果不再受傷害，到秋天也會長大成熟。
如果韓非不死的話，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難說了。
所以有才學的人能夠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卻不能使別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夠使自己的議論切實可行，卻不能使別人必定採納自己的主張。
有人說：“從古到今寫書的人不止一個，各自牽強附會失去了經傳的真實內容，違背了聖人的本質意義，所以稱之爲殘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
因此說：‘殘缺之物裝滿車，不能成爲什麼學說；玉屑裝滿箱子，不能成爲什麼寶物。
”前人最接近聖人，還被稱爲殘缺之物，何況遠離聖人隨前人之後重新來寫書的人呢？他們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們的言論必定是不賢明的，怎麼能夠採用而用來施行呢？”
回答說：聖人寫經，賢人作傳，要闡述著書人的本意，採集聖人的遺志，所以經必須要有傳來解釋。
都是賢人所寫的，爲什麼偏認爲經傳是對的，而其他的書和記都不對呢？那些可以見到的經傳以及解釋經的文章，說明經必須要傳才能解釋清楚，所以說它們是對的。
其他書與傳上的解釋不相符合，別創一說，所以說它們不對。
像這樣的話，以五經作爲是非標準，假如說的話不符合五經，即使完全正確，也不會被人聽信。
假使五經從孔子門中出來，至今毫無殘缺散失，稱得上是純粹完整的東西，相信它是可以的。
現在五經已經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張的觸犯，焚燒並禁止流傳，伏生這類人，懷抱經書深藏在山中。
漢朝興起，徵收五經，經書殘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備。
晁錯這類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師徒相繼沿襲傳授，不知道哪一個是對的。
秦朝無道義，所以就敗亂了。
秦朝即使無道，並沒有燒諸子的著作。
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閱讀用來糾正各種言論，可以拿來給後人看。
後人重新寫書，就和前人創作一樣。
都博學而有智慧，全是史書所稱道的，文義與經書不相上下，爲什麼單認爲諸子的著作偏離了經書的真實呢？由此說來，經書殘缺而不完整，諸子百家的書沒有散失不全的，而經書反而有遺失的篇目。
分析比較二者，誰是支離破碎的呢？《易》是根據事物的表象寫成的，《詩》是向民間採集而編輯成篇的，《樂》的成書有賴於老百姓的歡愉，《禮》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樂講禮節。
四經都有所依據，它的篇章才能寫成。
《尚書》和《春秋》，採取了史官的記載。
史官的記載與諸子的著作沒有區別，與依據百姓和事象寫成的經書是同一個道理。
六經的寫作全都有所依據。
由此說來，諸子的書是根本，經書則是枝節，枝節偏離了事實，根本卻具備了道的實質。
分析比較二者，誰纔是玉屑呢？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誤的人在民間，知道經書錯誤的人在諸子。
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實。
解釋經書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徹底地理解而去問個一清二楚，一代代師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釋經書章句的人，就不會是通曉古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