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叙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
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2]，其馀无闻焉。
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
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
逮至汉武帝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
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
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
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怨哀悲离之作[3]，尤极于古。
晋世风概稍存。
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
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
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
历世之文，能者互出。
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
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
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4]，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
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5]，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
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
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余为志。
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昔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
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
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
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6]，命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7]。
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
岁馀，以直言失[8]，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事[9]。
旋又弃去。
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
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
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
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前山。
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2]，其馀无闻焉。
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
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
逮至汉武帝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
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
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
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怨哀悲离之作[3]，尤极于古。
晋世风概稍存。
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
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
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
历世之文，能者互出。
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
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
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4]，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
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5]，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
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
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为文，拜余为志。
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昔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
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
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
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6]，命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7]。
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
岁馀，以直言失[8]，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事[9]。
旋又弃去。
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
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
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
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前山。
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元稹借为杜甫作墓系铭的机会，对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了详尽的论述，发表了卓识的见解。
元稹特别推崇《诗经》中“风”、“雅”反映现实干预政治的战斗传统。
元稹认为建安文学在反映现实的问题上比汉代有所进步。
对宋齐梁陈“吟写性灵，流连光景”、“淫艳刻饰，佻巧小碎”的诗文，诗人断然给予了否定。
诗人接着指出初唐承继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诗歌仍然没有成为反映社会现实呼喊民生疾苦的工具。
在这样的情况下元稹认为只有恢复《诗经》、“汉乐府”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才能挽救诗风，使诗歌沿着反映现实干预政治的正确道路前进。
元稹一反盛唐以来长期冷落杜甫忽视杜诗的社会潮流，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对杜甫及其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元稹对杜甫的高度评价为史家所接受，《旧唐书·杜甫传》全文引录了元稹对杜甫的赞誉，并云：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
正是在扬李抑杜的时代氛围里，元稹又把杜诗和李诗作了比较，得出与他人并不相同的认知。
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衰落、民不聊生的中唐时代，元稹能充分肯定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其首创之功的；千年以来中国的古代诗歌作者以杜甫为自己创作的楷模，而相当多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者也把杜甫的诗歌作为自己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
杜甫的诗歌今天早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像中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泰戈尔一样，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也都知道中国的杜甫与屈原，熟悉他们的诗歌，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功不可没。
还应指出《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理论文献----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的写成，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
当然元稹改变早年“李杜诗篇敌”的看法，转而认为李白不能历杜甫之“藩翰”，是对杜甫的过分偏爱，确有不当和片面之处的。
这种偏爱这种不当，是与诗人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紧密相连的。
杜甫诗歌中不少作品是对人生的写实是对社会的讽刺，但李白作品直言人生的就并不多见，而常常以浪漫的笔调抒写自己的所思所想，从而曲折地反映社会的黑暗与个人的不幸。
这是两人的区别所在，但各有所长，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扬李抑杜是不合适的，扬杜抑李也是不合适的。
但这是古人认识与喜好上的差异，无法强求古人。
就元稹和杜甫而言，杜甫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自己并无多少文学主张；而元稹不仅说老实话，而且还要提出他们所以说老实话的理由，亦即他们的文学主张。
这也是两者的不同，而后者无疑比前者更进了一步。
元稹贬职江陵期间，在诗歌创作方面是丰收的，在文学理论方面是有贡献的，这是元稹现实主义诗风成熟的重要时期。
清朝文艺评论家冯班在《钝吟老人杂录》中写道：“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李杜始重，元白学杜者也。
”又云：“大历时，李杜诗格未行，至贞元、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
”他不但看出了元稹、白居易对杜甫的学习，而且将其放在文学史变迁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思考评价，肯定其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元稹特别推崇《诗经》中“风”、“雅”反映现实干预政治的战斗传统。
元稹认为建安文学在反映现实的问题上比汉代有所进步。
对宋齐梁陈“吟写性灵，流连光景”、“淫艳刻饰，佻巧小碎”的诗文，诗人断然给予了否定。
诗人接着指出初唐承继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诗歌仍然没有成为反映社会现实呼喊民生疾苦的工具。
在这样的情况下元稹认为只有恢复《诗经》、“汉乐府”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才能挽救诗风，使诗歌沿着反映现实干预政治的正确道路前进。
元稹一反盛唐以来长期冷落杜甫忽视杜诗的社会潮流，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对杜甫及其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元稹对杜甫的高度评价为史家所接受，《旧唐书·杜甫传》全文引录了元稹对杜甫的赞誉，并云：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
正是在扬李抑杜的时代氛围里，元稹又把杜诗和李诗作了比较，得出与他人并不相同的认知。
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衰落、民不聊生的中唐时代，元稹能充分肯定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其首创之功的；千年以来中国的古代诗歌作者以杜甫为自己创作的楷模，而相当多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者也把杜甫的诗歌作为自己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
杜甫的诗歌今天早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像中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泰戈尔一样，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也都知道中国的杜甫与屈原，熟悉他们的诗歌，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功不可没。
还应指出《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理论文献----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的写成，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
当然元稹改变早年“李杜诗篇敌”的看法，转而认为李白不能历杜甫之“藩翰”，是对杜甫的过分偏爱，确有不当和片面之处的。
这种偏爱这种不当，是与诗人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紧密相连的。
杜甫诗歌中不少作品是对人生的写实是对社会的讽刺，但李白作品直言人生的就并不多见，而常常以浪漫的笔调抒写自己的所思所想，从而曲折地反映社会的黑暗与个人的不幸。
这是两人的区别所在，但各有所长，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扬李抑杜是不合适的，扬杜抑李也是不合适的。
但这是古人认识与喜好上的差异，无法强求古人。
就元稹和杜甫而言，杜甫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自己并无多少文学主张；而元稹不仅说老实话，而且还要提出他们所以说老实话的理由，亦即他们的文学主张。
这也是两者的不同，而后者无疑比前者更进了一步。
元稹贬职江陵期间，在诗歌创作方面是丰收的，在文学理论方面是有贡献的，这是元稹现实主义诗风成熟的重要时期。
清朝文艺评论家冯班在《钝吟老人杂录》中写道：“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李杜始重，元白学杜者也。
”又云：“大历时，李杜诗格未行，至贞元、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
”他不但看出了元稹、白居易对杜甫的学习，而且将其放在文学史变迁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思考评价，肯定其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1]引自《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长庆集》第五十六卷。
原文有讹脱衍倒之处，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改正。
[2]原文脱“取”字
[3]原文无“遒壮”二字
[4]一本作“言夺苏李，气吞曹刘“
[5]原文作“予尝欲件拆其文”，误。
[6]原文作“明帝奇之”
[7]原文作“授甫曹属”
[8]原文作“以直言官”
[9]一本作“寻迁京兆功曹。
剑南节度使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
”
原文有讹脱衍倒之处，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改正。
[2]原文脱“取”字
[3]原文无“遒壮”二字
[4]一本作“言夺苏李，气吞曹刘“
[5]原文作“予尝欲件拆其文”，误。
[6]原文作“明帝奇之”
[7]原文作“授甫曹属”
[8]原文作“以直言官”
[9]一本作“寻迁京兆功曹。
剑南节度使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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