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孟尙書書》是韓愈寫於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冬移任袁州刺史之時。孟尙書，名簡，字幾道，嗜佛，嘗譯佛經。本文説理透徹，辯駁有力，清人張裕釗評此文“渾浩變化，千轉百折，而勢愈勁，其雄肆之氣，奇傑之辭，幷臻上境”。本文有利的駁斥了佛徒所編造的韓文忠公晚年“信佛”的謊言，是佛徒傳教多以妄語，不可輕信的明證。

暫無

幾道兄： 我由潮州調任袁州，路過吉州時，收到你二十四日的親筆信，不勝驚喜之至。不知道你入秋以來起居飲食可好，謹致最誠摯的祝福。 你信上説，有人傳言我近來有點相信佛教了，這是傳言人的不實之辭。緣起是這樣的：我在潮州時，有一位老僧，號爲大顛，非常聰明，頗識佛理。荒遠之地沒有多少可以深談的人物，我就把他請到州府，畱了十幾天。此人實能在一身袈裟之下自存義理，不因爲日常念經誦佛而擾亂心性。同他交談，雖然不能完全投合，關鍵還在於自己胸中沒有芥蔕阻礙。我覺得這樣的人很難得，所以同他來往。後來因爲祭神到海上去，路過他廟廬時進去拜訪過一次，來袁州前，畱了一襲衣服作爲紀念。這是人之常情，不能因此説我崇拜佛法、信奉釋氏、祈求福田而播種利益啊！ 孔子説：“丘之禱久矣（我孔丘的禱告已經很久了――我的行爲曏來符合神明，不必臨事抱佛腳）。”凡稱得上君子的，他的爲人處世自有一定的原則。聖賢從事的大業都將載入史册，使後人師法，遵爲楷模。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之人必有餘慶，積惡之人必有餘殃。怎麽會有捨卻聖人之道和先王之法，而信奉外邦的説教來求取福利的道理呢？《詩經》不是説過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和易近人的君子，求福不違背正道）。”《左傳》也説，“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不因威脅而恐懼，不因利祿而愧疚）。”假如佛祖能够降給災禍，不是謹守道德的君子所要害怕的，更何況萬萬沒有這樣的道理。而且，“佛”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呢？他的行爲象一個君子呢，還是象一個小人呢？如果是一个君子，絶對不會盲目降禍給守道的人；如果是小人，他的身體已經死了，他的魂魄也不會靈驗。天地各路神祇，昭然布列，莊嚴公正，又怎能允許這些鬼魂任意胡爲，在天地之間作威作福呢？來龍去脈都沒有搞清楚，卻要去信奉它，可算是糊塗了。 而且我韓愈不崇拜釋氏而排斥佛教自有我的道理。孟子説：“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現在天下所有人的主張不屬於楊朱派就屬於墨翟派）。”楊墨兩派交相惑亂，使得孔孟之道不能發揚光大，於是三綱沉淪了，九法敗壞了，禮樂毁棄了，佛老橫行了，人性墮落得幾乎象禽獸一樣。所以孟子又説：“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能够反對楊墨學説的，都是聖人的門徒）。”揚子雲説：“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從前楊墨學説堵塞言路，孟子著書立説，予以批駁，終於澄清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楊墨學説盛行，孔孟之道廢棄將近幾百年，到了秦朝，盡滅先王之法，焚書坑儒，天下就大亂了。後來秦朝滅亡，漢朝興起，將近百年，也不知道怎樣發揚光大先王之道，過了很長時間才剔除了那條“挾書滅族”（秦朝藏經書者殺其全族）的法律，遍求聖賢經書，誠招儒學之士。雖然得到一些獻書，但書缺簡脫，聖賢經典十有二三失傳了；飽學之士老的老，死的死，年靑的儒生沒有見到聖賢經典的全貌，不能詳細了解先王的事迹，各自都把自己接觸到的那部分經典奉爲聖道，抱殘守缺，固守一隅，堯、舜、夏、殷、周時期先聖們創立的王道從此被毁壞了。 後來的文人儒士找不到目標，以至於到今天先王之道幾乎泯滅無據。這種禍患的形成是因爲楊墨之道肆行，沒有及時加以制止的緣故。孟子雖然是個賢達的聖人，但因爲不在其位，使他的政治抱負沒有辦法施展，雖能切中時弊，又能怎麽樣呢？但也多虧有了他的著述，使現在的學者還知道要師法孔子、崇尙仁義，擁護仁德治國，反對獨裁壟斷。先王道義中的精華部分都佚亡不能補救、壞爛不能回收，所謂浩如煙海的經籍百不存一，談得上什麽“澄清”的問題呢？但是如果沒有孟子，我們這些中原上國的臣民，也衹能象蠻夷那樣，穿左衽衣，講侏離話了。正因爲如此，我非常推崇孟子，認爲孟子的功勞不在夏禹之下。 漢朝興起以來，儒學家雖然對聖賢經典小有修補，但社會百孔千瘡，戰亂頻仍，經典散佚。先王之道在這樣的形勢下要流傳下來，危險得有如千鈞一髮，靠著絲絲綿綿的聯繫，隨時都可能墜亡！在這樣的時候，卻還在提倡佛老之道，鼓動天下人追隨，這是多麽不仁不義啊！佛老的危害要超過楊墨，而我韓愈的賢達卻不如孟子。孟子也不能在先王之道完全滅亡以前進行補救，而我韓愈卻想在儒家經典被毁之後恢復原貌，這也太不自量力了。況且我這個人如果沒有人營救已經命喪黃泉了。雖然這麽説，但如果先王之道能够因爲我的大聲疾呼而得以承傳下去，我萬死不悔。天神在上，地魂在旁，可以爲證：怎麽可以遭受一點挫折就毁棄正道而相信邪教呢？ 張籍、皇甫湜等人我經常提醒，不知是否能不背叛儒道。承蒙吾兄厚愛，衹不敢苟同。慚懼無已，死罪死罪。韓愈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