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是北宋古文名篇。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古文观止》列于苏洵名下，但一说为邵伯温托苏洵名作，该问题的研究自清初李绂作《书<辨奸论>後》开始，至20世纪末王水照先生作《再论<辨奸论>真伪之争——读邓广铭先生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尚无定论。

静者：指能够冷静地观察周围事物而做出合理结论的贤人。 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自然界有阴阳二气，二气交互發生作用，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变化。 贤者：旧说以为是影射欧阳修。据史书记载，曾巩曾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大加赞赏，并帮助王安石考取了进士。 山巨源：山涛（公元205年—283年），字巨源，晋初人，任吏部尚书，为当时的“竹林七贤”之一。他喜好评论人物，对王衍的评价不高。 王衍（公元256年—311年）：字夷甫，晋初人，任尚书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贡。当时晋室诸王擅权，他周旋于诸王间，唯求自全之计，後死于战乱之中。 郭汾阳：即郭子仪（公元697年—781年），唐华州（今属陕西）人，累官至太尉、中书令，曾平定安史之乱，破吐蕃，以一身系国家安危者二十年，後封为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 卢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人，唐德宗时任宰相，搜刮民财，排斥异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辩。後被贬职死于外地。 忮(zhì)：嫉恨。 惠帝：晋惠帝(公元290年—306年在位)，晋开国君主司马炎之子，以痴呆闻名。他在位时不理朝政，大权旁落，终导致“八王之乱”，晋室随之衰败。 眩(xuàn)：通“炫”，惑乱。 德宗：唐德宗(公元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仪的兵权，重用卢杞，导致朝政紊乱。

事情的發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後将会發生的显著变化。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髮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敬重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这样，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勋。”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