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
《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
”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于史体，然观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
案伯喈于朔方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
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
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
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孝标持论谈理，诚为绝伦。
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山栖》一志，直是文章。
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
孝穆在齐，有志梁史，及还江左，书竟不成。
嗟乎！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
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
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
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
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
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
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
此其大较也。
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
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
每西省虚职，东观儜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
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
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
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
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王，无由自陈。
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
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
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
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
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时之患，其来尚矣。
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
”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
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
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
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
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
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
”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
此其所失也。
”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
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
此其大较也。
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子曰：“于予何诛？”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
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
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
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
惜哉！无是可也。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
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
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
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
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
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
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
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
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
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
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
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
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
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
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
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
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
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
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
如葛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
”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缺。
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
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
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
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
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
必谓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
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
刊之国史，以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
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
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
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
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
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
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
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
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
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
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
且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
《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
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
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
”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
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
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
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
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
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
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
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
”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
”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
’”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
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
’”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扎，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
”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
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
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
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
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
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
”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
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
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
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
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
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