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
若乃商臣、冒顿，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
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冒；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盖厥迹相符，则虽隔越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称连类者乎？
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
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
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
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
用此为断，粗得其伦。
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案班书《古今人表》，仰包亿载，旁贯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
其言甚高，其义甚惬。
及至篇中所列，奚不类于其叙哉！若孔门达者，颜称殆庶，至于他子，难为等衰。
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进仲弓而退冉有，求诸折中，厥理无闻。
又楚王过邓，三甥请杀之，邓侯不许，卒亡邓国。
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夫宁人负我，为善获戾，持此致尤，将何劝善？如谓小不忍乱大谋，失于用权，故加其罪。
是则三甥见几而作，决在未萌，自当高立标格，置诸云汉，何得止与邓侯邻伍，列在其中庸下流而已哉？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舟之侨为上，阳处父次之，士会为下。
其序燕丹之宾客也，高渐离居首，荆轲亚之，秦舞阳居末。
斯并是非瞀乱，善恶纷拏，或珍瓴甋而贱璠玙，或策驽骀而舍骐骥。
以兹为监，欲谁欺乎？
又江充、息夫躬馋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
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
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
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
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
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
又嵇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瑗，独不见书。
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驱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
夫回、瑗可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爰及近代，史臣所书，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
借如阳瓒效节边城，捐躯死敌，当有宋之代，抑刘、卜之徒欤？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唯寄编于《索虏》篇内。
纪僧真砥节砺行，终始无瑕

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
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
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则且以不君为称；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标目。
所谓说事之端也。
又书重耳伐原示信，而续以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今驰射莫能中，则云其见惮如此。
所谓论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
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
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
盖《史记》世家有云：“赵鞅诸子，无恤最贤。
”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
至如伪会邻国，进计行戕，俾同气女兄，摩笄引决，此则诈而安忍，贪而无亲，鲸鲵是俦，犬豕不若，焉得谓之贤哉？又《汉书》云：“萧何知韩信贤。
”案贤者处世，夷险若一，不陨穫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
《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唯圣人乎！”如淮阴初在仄微，堕业元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躬为逆上，名隶恶徒。
周身之防靡闻，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将，呼为才略则可矣，必以贤为目，不其谬乎？又云：“严延年精悍敏捷，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绝也。
”夫以编名《酷吏》，列号“屠伯”，而辄比孔门达者，岂其伦哉！且以春秋至汉，多历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术相类，锱铢无爽，而云不能绝乎？
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
今之记事也则不然。
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
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
非惟言无准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
夫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良以好发芜音，不求谠理，而言之反覆，观者惑焉。
亦有开国承家，美恶昭露，皎如星汉，非靡沮所移，而轻事尘点，曲加粉饰。
求诸近史，此类尤多。
如《魏书》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皞”；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
自余所说，多类如此。
案魏氏始兴边朔，少识典、坟；作俪蛮夷，抑惟秦、晋。
而鸟官创置，岂关郯子之言？
髦头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无限，何其厚颜！又《周史》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庾信赠其诗曰：“虢亡垂棘反，齐平宝鼎归。
”陈周弘正来聘，在馆赠韦敻诗曰：“德星犹未动，直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
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
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
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
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
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
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
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
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
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
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
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
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
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
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
遂使且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代明。
”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然则意复深奥，训诰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
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
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
故《史》、《汉》之文，尚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懘龠无闻。
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倜党不羁。
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讵可同年？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
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
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
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
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
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
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
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
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憔悴乎？”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
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
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
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
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
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
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

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
至如有虞进贤，时崇元凯；夏氏中微，国传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
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
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
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身杰出。
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
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
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
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
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
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
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
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
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
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
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
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
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
至如张祎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道不移，饮鸩而绝。
虽古之锄麑义烈，何以加诸？鲍照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
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
”
即其义也。
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
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
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