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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周武王。戶席：即《戶銘》《席四端銘》。 革容：臉色因激動而變化。欹（qī）器：古代貴族宗廟中的一種巧器。空時重心在上，故傾斜；半滿時，重心在下，故位正；水滿時重心又在上，很易傾覆。 臧武仲：春秋時魯國的大夫，其論銘的話見《左傳·襄公十九年》。令德：稱頌美德。令，美。計功：計數功績。稱伐：銘其征伐之勞。 勒：刻。肅慎：古國名，約在今黑龍江省東南。楛：莖可以做箭桿的樹木。 仲山：仲山甫，周宣王時的卿士。鏤：雕刻。庸器：記功的銅器。 燕然：指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銘》，爲歌頌東漢竇憲北征的功績。燕然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 序亦盛：指《燕然山勒石銘》和《西嶽華山堂闕碑銘》都有很長的序。 吐納典謨：寫作仿效《尚書》。吐納，指寫作。典謨，即《尚書》，因其中有《堯典》《皋陶謨》等。 敬通：馮衍的字，東漢初年作家。雜器：指他的《刀陽銘》《刀陰銘》《杖銘》等。 崔駰（yīn）：東漢作家。品：評量。 魏文：魏文帝曹丕。九寶：曹丕《典論·劍銘》中談到九種寶器，三把劍、三把刀、兩把匕首和一把露陌刀，借指《劍銘》。 駸駸（qīn qīn）：馬快跑的樣子，這裏借喻張載的文才。 辛甲：原是商臣，後爲周文王大史。闕：同“缺”，過錯、缺點。虞箴：即《虞人之箴》。 楚子：楚莊王，春秋五霸之一。他訓民的事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範：模範，此處用爲動詞，指模仿、學習。 崔：指崔駰、崔瑗父子。胡：指胡廣。都是東漢時期的文學家。信：疑爲“可”之誤。 衷：中，恰到好處。 核：覈實。辨：明。 異：應作“寡”。 敬言乎履：應作“警乎言履”。言，說話。履，踐，行。

從前軒轅黃帝在車廂上、几案上刻下銘文，用以幫助自己警惕過錯；夏禹曾在樂器架上刻勒銘文，表示希望聽取他人的意見；商朝商湯在盤子上刻寫了“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規勸話語；周武王的《戶》和《席四端》寫了必須警戒的訓言；周公把上古“說話要謹慎”的告誡刻在金人的背上；孔子看到了“欹器”，臉色大變。可見，列位古先聖人重視誡語的作用，由來是很久遠的。“銘”就是名稱的意思，觀看器物必須端正它的名稱。正定它的名稱，審明它的警戒作用，目的在於美好的德行。春秋時魯國的大夫臧武仲在論“銘”的時候說：“天子作銘是爲了讚揚他們盛大的美德，諸侯作銘是爲了計數他們的功勳，大夫作銘是爲了稱頌自己的勞績。”夏禹把九州貢獻的銅鑄造成金鼎；周武王在肅慎氏上貢的楛箭刻字，這就是屬於天子頌揚美德的事情；呂望把功勳銘刻在冶匠昆吾鑄造的金版上，仲山甫把他的大功刻在繳獲的器物上，這就是屬於諸侯計數他們的功勳；晉國的將領魏顆的功勳被記刻在晉景公的鐘上，衛國的大夫孔悝的勳績被銘表在衛鼎上，這就是屬於大夫稱頌自己勞績一類銘文。至於飛廉得到天賜的刻有銘文的石棺；衛靈公奪得墳地，得到陰間加封的諡號，他們的銘文從埋藏在深幽的地下發掘出來，唉，可真奇怪啊！戰國時趙武靈王在番吾山上刻勒上自己的遊蹤；秦昭王在華山上刻畫棋局。用荒誕誇張的刻石給後代人看，唉，實在可笑啊。詳細觀察了衆多的例子，銘的意義就可以瞭解了。 到秦始皇在山上刻了讚頌秦的功德的銘文，他的統治雖然暴虐，但這些銘文的文辭頗有光澤，而且也有通達事理的好處。到了漢代，像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銘》，張昶的《西嶽華山堂闕碑銘》，銘文的內容也很豐富了。蔡邕的銘文，可說是獨冠古今。他讚揚橋玄的《黃鉞銘》，行文仿效《尚書》；但是他爲朱穆作的《鼎銘》，完全寫成了散體的碑文，是他擅長寫碑文而陷進去了。至於如像馮衍寫的各種器物的銘文，雖然是模仿武王的《武王踐阼》諸銘，但所說的內容和各種器物不相符合；詳略也不恰當。崔駰的銘品評各種器物，多讚美而少勸誡；李尤作的銘很多，但意義淺薄而文辭瑣碎。像《蓍龜銘》談的占卜吉凶的神靈之物，李尤卻把它置於講戲玩的《圍棋銘》的下面；《權衡鬥銘》談的是衡量器物的事，他卻把它放在有關杵臼的《臼杵銘》的後邊。對器物名稱品第都沒有考慮好，怎麼能熟悉事物的道理呢？魏文帝曹丕的《劍銘》銘刻在九件寶器上，寶劍寶刀雖鋒利，可惜文辭平鈍。唯有張載的《劍閣銘》，作者文采清麗，像駿馬奔騰，後來居上，晉武帝司馬炎詔令把他的銘文刻在岷山、漢水之間的劍閣山上，可以說是得當的。 箴，就是針的意思，用它來鍼砭過失、防止後患，用治防疾病的石針來作比喻。這種文體的興起，盛行於夏、商、週三代。夏、商兩代的箴文還保存着少數殘句。周的大史辛甲，他的百官箴散失了，只存有《虞人之箴》一篇，文體格式和鍼砭意義已經完備了。到了春秋時代，這種文體衰微下去，但仍沒有斷絕。所以魏絳還用《虞人之箴》裏的后羿失國的事來諷勸晉君，楚莊王還用“民生在勤”的話來教訓民衆。戰國以來，各國都拋棄先王的德政，力求有功；銘文取代箴文而興起，箴文便枯萎斷絕了。直到西漢末年的揚雄稽考古代文章，纔開始模仿《虞人之箴》，作了卿尹、州牧等二十五篇箴文。到東漢的崔駟、崔瑗和胡廣又加以補充，連同揚雄的箴文一起，總稱做《百官箴》。這些箴文，根據各種官位，指出他們所應警戒的事情，像鏡子一樣可以借鑑。確實是追求上古的好風氣，在仰慕辛甲的做法了。至於東漢末年潘勖的《符節箴》，扼要而失之於膚淺；東晉溫嶠的《侍臣箴》，廣博而失之於煩瑣；西晉王濟的《國子箴》，文多事少；西晉潘尼的《乘輿箴》，義理正確但文體蕪雜。所有這些繼續的創作，少有能夠寫得恰到好處的；至於東漢末王朗的《雜箴》，把頭巾、鞋子也寫進去，雖然能得到它的警戒謹慎起來，但是寫的方法卻不恰當。雖然《雜箴》文辭簡約，意義扼要，效仿了周武王的銘文，但其內容裏談到“水火井竈”一類的箴文，文辭繁雜，把寫箴文的目的意義搞偏了。 箴是官用來誦讀諷諫君主的，銘是題刻在器物上的，它們的名稱雖然不同，但引起警戒這點上是一樣的。箴完全是用來制止過失的，故文辭依靠準確切實；銘兼有褒揚和讚頌的作用，故文體以弘大溫潤爲貴。無論寫作銘和箴，引用事例一定要覈實而辨明，作文一定要簡練而深刻，這是大的方面的要求。然而因爲說直話的風氣已經喪失，在器物上刻寫銘文記功的制度又久已淪亡，因此箴銘這兩種文體很少用到了，也就很少施行於後代了。雖然如此，掌握文辭的作者，也應當斟酌吸取它們深遠、宏大的特點。 總結：銘是裱刻於器物上的讚詞警言，箴只是道德的標準規範。對這些警言銘記在心上，不要在水裏只照見自己。拿起這純正勉勵的話，警戒自己的語言和行爲。箴銘內容意義正確才顯得宏大，文辭要簡約方稱得上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