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 铭箴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
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
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
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
”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
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
蔡邕铭思,独冠古今
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
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
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
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
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
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
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
斯文之兴,盛于三代
夏商二箴,馀句颇存
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
迄至春秋,微而未绝
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
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
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
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
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
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
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
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
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
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赞曰铭实器表,箴惟德轨
有佩于言,无鉴于水
秉兹贞厉,警乎立履
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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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周武王。户席:即《户铭》《席四端铭》。 革容:脸色因激动而变化。欹(qī)器:古代贵族宗庙中的一种巧器。空时重心在上,故倾斜;半满时,重心在下,故位正;水满时重心又在上,很易倾覆。 臧武仲:春秋时鲁国的大夫,其论铭的话见《左传·襄公十九年》。令德:称颂美德。令,美。计功:计数功绩。称伐:铭其征伐之劳。 勒:刻。肃慎:古国名,约在今黑龙江省东南。楛:茎可以做箭杆的树木。 仲山:仲山甫,周宣王时的卿士。镂:雕刻。庸器:记功的铜器。 燕然:指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铭》,为歌颂东汉窦宪北征的功绩。燕然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 序亦盛:指《燕然山勒石铭》和《西岳华山堂阙碑铭》都有很长的序。 吐纳典谟:写作仿效《尚书》。吐纳,指写作。典谟,即《尚书》,因其中有《尧典》《皋陶谟》等。 敬通:冯衍的字,东汉初年作家。杂器:指他的《刀阳铭》《刀阴铭》《杖铭》等。 崔骃(yīn):东汉作家。品:评量。 魏文:魏文帝曹丕。九宝:曹丕《典论·剑铭》中谈到九种宝器,三把剑、三把刀、两把匕首和一把露陌刀,借指《剑铭》。 骎骎(qīn qīn):马快跑的样子,这里借喻张载的文才。 辛甲:原是商臣,后为周文王大史。阙:同“缺”,过错、缺点。虞箴:即《虞人之箴》。 楚子: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他训民的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范:模范,此处用为动词,指模仿、学习。 崔:指崔骃、崔瑗父子。胡:指胡广。都是东汉时期的文学家。信:疑为“可”之误。 衷:中,恰到好处。 核:核实。辨:明。 异:应作“寡”。 敬言乎履:应作“警乎言履”。言,说话。履,践,行。
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上、几案上刻下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刻勒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朝商汤在盘子上刻写了“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规劝话语;周武王的《户》和《席四端》写了必须警戒的训言;周公把上古“说话要谨慎”的告诫刻在金人的背上;孔子看到了“欹器”,脸色大变。可见,列位古先圣人重视诫语的作用,由来是很久远的。“铭”就是名称的意思,观看器物必须端正它的名称。正定它的名称,审明它的警戒作用,目的在于美好的德行。春秋时鲁国的大夫臧武仲在论“铭”的时候说:“天子作铭是为了赞扬他们盛大的美德,诸侯作铭是为了计数他们的功勋,大夫作铭是为了称颂自己的劳绩。”夏禹把九州贡献的铜铸造成金鼎;周武王在肃慎氏上贡的楛箭刻字,这就是属于天子颂扬美德的事情;吕望把功勋铭刻在冶匠昆吾铸造的金版上,仲山甫把他的大功刻在缴获的器物上,这就是属于诸侯计数他们的功勋;晋国的将领魏颗的功勋被记刻在晋景公的钟上,卫国的大夫孔悝的勋绩被铭表在卫鼎上,这就是属于大夫称颂自己劳绩一类铭文。至于飞廉得到天赐的刻有铭文的石棺;卫灵公夺得坟地,得到阴间加封的谥号,他们的铭文从埋藏在深幽的地下发掘出来,唉,可真奇怪啊!战国时赵武灵王在番吾山上刻勒上自己的游踪;秦昭王在华山上刻画棋局。用荒诞夸张的刻石给后代人看,唉,实在可笑啊。详细观察了众多的例子,铭的意义就可以了解了。 到秦始皇在山上刻了赞颂秦的功德的铭文,他的统治虽然暴虐,但这些铭文的文辞颇有光泽,而且也有通达事理的好处。到了汉代,像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铭文的内容也很丰富了。蔡邕的铭文,可说是独冠古今。他赞扬桥玄的《黄钺铭》,行文仿效《尚书》;但是他为朱穆作的《鼎铭》,完全写成了散体的碑文,是他擅长写碑文而陷进去了。至于如像冯衍写的各种器物的铭文,虽然是模仿武王的《武王践阼》诸铭,但所说的内容和各种器物不相符合;详略也不恰当。崔骃的铭品评各种器物,多赞美而少劝诫;李尤作的铭很多,但意义浅薄而文辞琐碎。像《蓍龟铭》谈的占卜吉凶的神灵之物,李尤却把它置于讲戏玩的《围棋铭》的下面;《权衡斗铭》谈的是衡量器物的事,他却把它放在有关杵臼的《臼杵铭》的后边。对器物名称品第都没有考虑好,怎么能熟悉事物的道理呢?魏文帝曹丕的《剑铭》铭刻在九件宝器上,宝剑宝刀虽锋利,可惜文辞平钝。唯有张载的《剑阁铭》,作者文采清丽,像骏马奔腾,后来居上,晋武帝司马炎诏令把他的铭文刻在岷山、汉水之间的剑阁山上,可以说是得当的。 箴,就是针的意思,用它来针砭过失、防止后患,用治防疾病的石针来作比喻。这种文体的兴起,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商两代的箴文还保存着少数残句。周的大史辛甲,他的百官箴散失了,只存有《虞人之箴》一篇,文体格式和针砭意义已经完备了。到了春秋时代,这种文体衰微下去,但仍没有断绝。所以魏绛还用《虞人之箴》里的后羿失国的事来讽劝晋君,楚庄王还用“民生在勤”的话来教训民众。战国以来,各国都抛弃先王的德政,力求有功;铭文取代箴文而兴起,箴文便枯萎断绝了。直到西汉末年的扬雄稽考古代文章,才开始模仿《虞人之箴》,作了卿尹、州牧等二十五篇箴文。到东汉的崔驷、崔瑗和胡广又加以补充,连同扬雄的箴文一起,总称做《百官箴》。这些箴文,根据各种官位,指出他们所应警戒的事情,像镜子一样可以借鉴。确实是追求上古的好风气,在仰慕辛甲的做法了。至于东汉末年潘勖的《符节箴》,扼要而失之于肤浅;东晋温峤的《侍臣箴》,广博而失之于烦琐;西晋王济的《国子箴》,文多事少;西晋潘尼的《乘舆箴》,义理正确但文体芜杂。所有这些继续的创作,少有能够写得恰到好处的;至于东汉末王朗的《杂箴》,把头巾、鞋子也写进去,虽然能得到它的警戒谨慎起来,但是写的方法却不恰当。虽然《杂箴》文辞简约,意义扼要,效仿了周武王的铭文,但其内容里谈到“水火井灶”一类的箴文,文辞繁杂,把写箴文的目的意义搞偏了。 箴是官用来诵读讽谏君主的,铭是题刻在器物上的,它们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引起警戒这点上是一样的。箴完全是用来制止过失的,故文辞依靠准确切实;铭兼有褒扬和赞颂的作用,故文体以弘大温润为贵。无论写作铭和箴,引用事例一定要核实而辨明,作文一定要简练而深刻,这是大的方面的要求。然而因为说直话的风气已经丧失,在器物上刻写铭文记功的制度又久已沦亡,因此箴铭这两种文体很少用到了,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虽然如此,掌握文辞的作者,也应当斟酌吸取它们深远、宏大的特点。 总结:铭是裱刻于器物上的赞词警言,箴只是道德的标准规范。对这些警言铭记在心上,不要在水里只照见自己。拿起这纯正勉励的话,警戒自己的语言和行为。箴铭内容意义正确才显得宏大,文辞要简约方称得上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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