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 · 明詩
大舜雲:“詩言志,歌永言
”聖謨所析,義已明矣
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
持之爲訓,有符焉爾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昔葛天氏樂辭雲:“《玄鳥》在曲
”黃帝《雲門》,理不空綺
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
觀其二文,辭達而已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鹹怨
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
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
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
自王澤殄竭,風人輟採,《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
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
秦皇滅典,亦造仙詩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
匡諫之義,繼軌周人
孝武愛文,《柏樑》列韻
嚴、馬之徒,屬辭無方
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採,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
《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
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
比採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
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
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
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
晉世羣才,稍入輕綺
張、潘、左、陸,比肩詩衢,採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
此其大略也
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
袁、孫以下,雖各有雕採,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此近世之所競也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納領之要可明矣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
華實異用,惟才所安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
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
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
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
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迴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樑餘制
鉅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雲
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
興發皇世,風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參
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明詩》是《文心雕龍》的第六篇。本篇主要講四言詩和五言詩的發展歷史及其寫作特點。楚辭、樂府、歌謠等其他形式的詩歌,《文心雕龍》中另以專篇論述。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詩的含義及其教育作用(第一段)。第二部分講先秦到晉宋的詩歌發展情況,分四個階段:一、追溯詩的起源和先秦詩歌概況(第二段),二、講漢代詩歌的發展及五言詩的起源(第三段),三、講建安和三國時期的詩歌創作情況(第四段),四、講晉宋以來詩歌創作的新變化(第五段)。第三部分總結上述詩歌發展情況,提出四言詩和五言詩的基本特色和歷代詩人的不同成就,附論詩歌的其他樣式(第六段)。
暫無
虞舜曾說過:“詩是思想情感的表達,歌則是引申發揮這種思想情感。”有了聖人在經典上所分析的,詩歌的含義已經明確了。所以,“在作者內心時是情志,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詩歌創作要通過文辭來表達情志,道理就在這裏。“詩”的含義是扶持,詩就是用來扶持人的情性的。孔子說過:《詩經》三百篇的內容,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沒有不正當的思想”。在用扶持情性來解釋詩歌,和孔子說的道理是符合的。 人具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便產生一定的感應。心有所感,而發爲吟詠,這是很自然的。從前葛天氏的時候,將《玄鳥歌》譜入歌曲;黃帝時的《雲門舞》,按理是不會只配上管絃而無歌詞的。到唐堯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風詩》。這兩首歌辭,僅僅能做到達意的程度。後來夏禹治水成功,各項工作都上了軌道,受到了歌頌。夏帝太康道德敗壞,他的兄弟五人便作《五子之歌》來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見,用詩歌來歌頌功德和諷刺過失,是很早以來就有的做法了。從商朝到周朝,風、雅、頌各體都已齊全完備;《詩經》的“四始”既極光輝燦爛,而“六義”也周密精深。孔子的學生子夏能理解到“素以爲絢兮”等詩句的深意,子貢領會到《詩經》中“如琢如磨”等詩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認爲他們有了談論《詩經》的資格。後來周王朝的德澤衰竭,采詩官停止采詩;但春秋時許多士大夫,卻常常在外交場所中,朗誦某些詩章來表達自己的觀感願望。這種相互應酬的禮節,可以對賓客表示敬意,也可以顯出自己能說會道的才華。到了楚國,就有諷刺楚王的《離騷》產生。秦始皇大量焚書,但也叫他的博士們作了《仙真人詩》。 漢朝初年的四言詩,首先有韋孟的作品;它的規諷意義,是繼承了周代的作家。漢武帝愛好文學,便出現《柏梁詩》。當時有嚴忌、司馬相如等人,他們寫詩沒有一定的程式。成帝時對當時所有的詩歌進行了一番評論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時朝野的作品,該算是相當齊全豐富的了。但在這些作家所遺留下來的作品中,卻沒有見到五言詩;因此,李陵的《與蘇武詩》和班婕妤的《怨詩》,就不免爲後人所懷疑。不過在《詩經》中,《召南?行露》就開始有半章的五言;到《孟子?離婁》所載的《滄浪歌》,就全是五言的了。此外,較遠的如春秋時晉國優施所唱的《暇豫歌》,較近的如漢成帝時的《邪徑謠》,都是五言的。根據上述歷史發展的情況,足證五言詩很早就有了。還有《古詩十九首》,寫的很漂亮:但作者不易確定,有人說一部分是枚乘作的,而《冉冉孤生竹》一首,又說是傅毅所作。就這些詩的辭采的特色來推測,可能是兩漢的作品吧?從行文風格上看,樸質而不粗野,能婉轉如意地真實描寫客觀景物,也能哀感動人地深切表達作者的內心,實在可算是兩漢五言詩的代表作品。至於張衡的《怨詩》,也還清新典雅,耐人尋味。《仙詩緩歌》,則頗有新的特點。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詩的創作空前活躍。曹丕、曹植在文壇上大顯身手;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人,也爭先恐後地驅馳於文壇。他們都愛好風月美景,邀遊於清池幽苑,在詩歌中敘述恩寵榮耀的遭遇,描繪着宴集暢飲的盛況;激昂慷慨地抒發他們的志氣,光明磊落地施展他們的才情。他們在述懷敘事上,絕不追求細密的技巧;在遣辭寫景上,只以清楚明白爲貴。這些都是建安詩人所共有的特色。到正始年間,道家思想流行,於是詩歌裏邊也夾雜這種思想進來。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較淺薄。只有嵇康的詩尚能表現出清高嚴肅的情志,阮籍的詩還有一些深遠的意旨;因此,他們的成就就比同時詩人爲高。至如應璩的《百一詩》,也能毅然獨立,文辭曲折而含義正直,這是建安時的正直的遺風。 晉代的詩人們,創作開始走上了浮淺綺麗的道路。張載、張協、張亢、潘岳、潘尼、左思、陸機、陸雲等,在詩壇上並駕齊驅。他們詩歌的文采,比正始時期更加繁多,但內容的感染力卻比建安時期軟弱。他們或者以講究字句爲能事,或者偏重靡麗的筆調來自逞其美:這就是西晉詩壇的大概情況。到了東晉的時候,詩歌創作便淹沒在玄學的風氣之中;這些玄言詩人譏笑人家過於關心時務,而推崇那種忘卻世情的空談。所以自袁宏、孫綽以後的詩人,雖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飾,但內容上卻一致傾向於玄談,再沒有別的詩可以和玄言詩爭雄。因此,郭璞的《遊仙詩》,在當時就算是傑出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詩歌,對於前代的詩風有所繼承,也有所改革;莊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詩歌中漸漸減少,描繪山水的作品卻日益興盛。於是詩人們努力在全篇的對偶中顯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競逞才華;內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繪出景物的形貌,文辭方面要求儘可能地做到新異。這就是詩人們所追求的。 因此,總觀歷代的詩歌,其發展變化的情況是可以明白的。歸納一下它們相同和相異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詩歌創作的要點了。譬如四言詩的正規體制,主要是雅正而潤澤;五言詩的常見格調,則以清新華麗爲主。對於這些不同特點的掌握,那就隨作者的才華而定。如張衡得到四言詩的雅正的一面,嵇康具有潤澤的一面;張華學到五言詩的清新的一面,張協發揮了華麗的一面。各種特點都兼備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長於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劉楨。但是作品的體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卻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隨着個性的偏好來進行創作,所以很少能兼長各體。如果作者深知創作中的難處,那麼實際寫作起來還可能比較容易;如果輕率地認爲寫詩很簡單,那麼他反而會碰到不少的困難。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詩外,還有三言、六言、雜言詩,它們都起源於《詩經》。至於“離合詩”的產生,是從漢代的圖讖文字開始的;“迴文詩”的興起,則是宋代賀道慶開的頭;而幾人合寫的“聯句詩”,那是繼承《柏梁詩》來的。這種種作品,雖然大小各異,主次有別,但寫作的情況和道理是一樣的;它們都屬於詩的範圍,因此不必逐一詳論。 總之,人生來都有情志,詩歌就是表達這種情志的。詩歌產生在上古時期,一直髮展到《詩經》就更加成熟。它應該和自然之道一致,並和政治秩序相結合。這樣,優秀的詩歌便會越來越繁榮,爲後世萬代永遠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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