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指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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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直至战国，诸侯卿相，都争相供养士人（来）为自己谋划。（上至）那些谋士辩客、善于辩论、善于言辞的人，下至（那些）长于技击、力大无穷（乃至）技能卑下的人，没有不待之以宾客之礼的。（那些）穿着华美的服饰、吃着精美的食物而被安置在上等的馆舍中的士人，（多到）数也数不完。越王勾践有六千门客；魏公子无忌、齐公子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吕不韦都有三千门客；而田文（还）招揽了六万名崇尚侠义的奸猾之徒在薛地安家。齐国稷下的辩士也有上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都招揽了无数门客。下至秦汉年间，张耳、陈馀号称“多士”（有许多门客），所豢养的宾客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而（甚至）田横也有五百名门客。那些约略可以从传记中的人就像这么多，（可以）料想其他的不见于史传的士人应当是官吏的数倍或是农夫的一半了。这些人都是使唤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老百姓如何能承受得起，国家又如何能承受得起呢！ 我认为：这是古代先王所不能免除的。国家中有奸猾之徒，就好像鸟兽中有猛禽猛兽，昆虫有（带）毒螯（的虫子）一样。分门别类、区别对待，使他们各自安于自己的处境，就能够使他们为自己所用了，把他们全部铲除干净，就不是正确的方法。 我考查世事的变迁，知道六国之所以能长久存在而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就是由此造成的，不能够不加以省察啊。那些有智谋、有勇气、有辩才、有能力的人，这四类人都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他们）大多不能穿破旧的衣服，吃粗陋的食物来供养别人，都是使唤别人来供养自己的人，因此前代的君王把天下的富贵分给这四类人和他们共同享用。这四类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前代的君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立选拔制度，使他们通过同一种方式选拔产生。夏商周以前由学校中选拔产生，战国直到秦代由客卿中产生，汉代以后从郡县制中产生，魏晋以后从九品中正制中产生，隋唐直到现在从科举制度中产生。虽然并非完全如此，（我只是）选择其中比较多的现象论述。 六国的国君暴虐地奴役百姓（的程度），不亚于秦始皇、秦二世，然而当时的百姓没有一个反叛，因为（当时）凡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大多被作为客卿供养起来了，各有各的职守。那些努力耕种来奉养上等人的人，都是愚钝而没有能力的人，（他们）即使想要反叛，但是没有人充当他们的带头人，这就是六国之所以稍稍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啊。 秦始皇起先要驱逐客卿，因为李斯的言论而作罢；吞并天下之后，就认为客卿没有用处了。于是凭借法制而不凭借人治，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治理（好），认为官吏不一定要有才能，选择能够遵守自己的法令（的人）就行了。因而毁坏名城，诛杀豪杰，（使得）民众中优秀杰出的人流散回归到田亩之中。先前那些被四公子吕不韦之流的人所供养的人，他们都回到哪里呢？不知道他们是（甘愿）面黄肌瘦地老死在普通百姓之间呢，还是会放弃耕种长声叹息来等待时机呢？（显然是后者）秦朝的动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的时期，然而假如秦始皇知道担忧这四类人，使他们各有各的职守的话，秦国灭亡不至于像这样迅速。把上百万的虎狼放纵到山林中而使他们饱受饥渴，不知道他们将要吃人，世人都认为秦始皇明智，我不相信。 楚汉争战的祸乱，老百姓都差不多了，豪杰应当（也）所剩无几了，而代国的丞相陈豨经过赵国的时候，跟随的车辆有上千乘，萧何曹参当政，也没有禁止过。到文帝、景帝、武帝的时候，法令极其严密，但是吴王刘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之类的人，都争相招致宾客。是不是以秦朝的祸乱为警戒，认为功名富贵不能完全约束天下的士人，因而稍稍放宽对他们的限制，使得有人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被选拔出（而不留在民间成为隐患）呢？ 至于前代帝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子学习道理就知道爱人，普通人学习道理就容易驱使。”哎，这哪里是秦、汉两代所能比得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