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文學專論，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論》是他在建安後期爲魏太子時所撰的一部政治、社會、道德、文化論集。全書由多篇專文組成。《論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論·論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寫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書的形式寫成，是曹丕關於國家大事一系列的問題的論文總集。但是很可惜，這二十篇文章到現在大多已經失散，只剩下殘章斷簡。而幸運的是，《論文》由於被南朝的蕭統選入了《昭明文選》而得以完整保留下來。

暫無

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爲能寫文章當了蘭臺令史的官職，（但是卻）下筆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總是善於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隻有一種體裁，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鄉里俗話說：“家中有一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當今的文人，（也不過）只有魯人孔融孔文舉、廣陵人陳琳陳孔璋、山陽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幹徐偉長、陳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應暘應德璉、東平人劉楨劉公幹等七人。這“七子”，於學問（可以說）是（兼收幷蓄）沒有什麼遺漏的，於文辭是（自鑄偉辭）沒有借用別人的，（在文壇上）都各自像騏驥千里奔馳，並駕齊驅，要叫他們互相欽服，也實在是困難了。我審察自己（之才，以爲有能力）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種拖累，而寫作這篇論文。 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文章）不時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徵思賦》，徐幹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出的。應暘（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於夾雜着玩笑戲弄之辭。至於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爲自己賢能。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共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氣”爲主導的，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一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一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文章是關係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一身，二者都終止於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於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託高官的權勢，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後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製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輕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飢寒之迫，富貴的則沉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一樣變遷老死，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論》，成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