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
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
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
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
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
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
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
”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
于时年甫十有二矣。
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
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
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
次又读《史》、《汉》、《三国志》。
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
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
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
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
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
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
于是郝然自失，无辞以对。
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
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
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
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
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
所有扬榷，得尽怀抱。
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入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
其文不刊，为后王法。
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
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
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
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
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
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

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
昔人有以发绕炙误其国君者，有置毒于胙诬其太子者。
夫发经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经时，无复杀害。
而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
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千载。
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
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
如古来学者，莫觉其非，盖往往有焉。
今聊举一二，加以驳难，列之于左。
《史记》本纪曰：瞽叟使舜穿井，为匿空旁出。
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
瞽叟、象喜，以舜为己死。
象乃止舜宫。
难曰：夫杳冥不测，变化无恒，兵革所不能伤，网罗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质为羊，刘根窜形入壁是也。
时无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羑里，孔父阨于陈、蔡是也。
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为圣人。
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如《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而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非姬伯、孔父之徒。
苟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矣。
且案太史公云：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于他说。
余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
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雅邪？
又《史记·滑稽传》：孙叔敖为楚相，楚王以霸。
病死，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
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象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
庄王置酒，优孟为寿，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
难曰：盖语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故窊隆异等，修短殊姿，皆禀之自然，得诸造化。
非由仿效，俾有迁革。
如优孟之象孙叔敖也，衣冠谈说，容或乱真，眉目口鼻，如何取类？而楚王与其左右曾无疑惑者邪？昔陈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谍从缢，六日而苏。
顾使竹帛显书，古今称怪。
况叔敖之殁，时日已久，楚王必谓其复生也，先当诘其枯骸再肉所由，阖棺重开所以。
岂有片言不接，一见无疑，遽欲加以宠荣，复其禄位！此乃类中行事，岂人伦所为者哉！
又《史记·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
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
”
难曰：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
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然可知。
又案《左氏传》，石碏曰：“陈恒公方有宠于王。
”《论语》，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史记》，家令说太上皇曰：“高祖虽子，人主也。
”诸如此说，其例皆同。
然而事由过误，易为笔削。
若《田氏世家》之论成子也，乃结以韵语，纂成歌词，欲加刊正，无可厘革。
故独举其失，以为标冠云。
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殁，有若状似孔

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
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
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
其于事也则不然。
至若少昊之以鸟名官，陶唐之御龙拜职。
夏氏之中衰也，其盗有后羿、寒浞；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
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其事。
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
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
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
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
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
故二《传》大行，擅名于世。
又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
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
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
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
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
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
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
在于史籍，其义亦然。
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
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魏文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汉景帝曰：“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
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
斯乃周公之格言。
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
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
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
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剌，在于鲁国，独无其章。
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为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
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
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
今故讦其疑事，以著于篇。
凡有十条，列之于后。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
”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
”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
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
此十六族也。
世

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
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于学。
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
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
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哤聒纷竞，是非莫分。
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至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
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
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
但自古学《左氏》者，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逵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
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
又案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
”
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诋訾，故中道而废。
”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
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邹氏》诸传。
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
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
斯又不足观也。
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后。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
案《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子所以王也。
”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
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
其长一也。
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礼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
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
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
其长二也。
《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
”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所摭，实广闻见。
其长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
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
既而《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
夫以传自委巷，而将班、马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干、孙并列。
斯则难矣。
彼二《传》之方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
在于《五行》，芜累尤甚。
今辄条其错缪，定为四科：一曰引书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释灾多滥，四曰古学不精。
又于四科之中，疏为杂目，类聚区分，编之如后。
第一科引书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记、《左氏》，交错相并；二曰《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三曰屡举《春秋》，言无定体；四曰书名去取，所记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从也，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
又称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
案宣公六年，自《左传》所载也。
夫上论单襄，则持史记以标首；下列曼满，则遗《左氏》而无言。
遂令读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记；而不云鲁后，莫定何邦。
是非难悟，进退无准。
此所谓史记、《左氏》交错相亻并也。
《志》云：史记成公十六年，公会诸侯于周。
案成公者，即鲁侯也。
班氏凡说鲁之某公，皆以《春秋》为冠。
何则？《春秋》者，鲁史之号。
言《春秋》则知是鲁君。
今引史记居先，成公在下，书非鲁史，而公舍鲁名。
胶柱不移，守株何甚。
此所谓《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也。
案班《书》为志，本以汉为主。
在于汉时，直记其帝号谥耳。
至于它代，则云某书、某国君，此其大例也。
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穑不成，直云严公二十八年而已。
夫以火、稼之间，别书汉、莽之事。
年代已隔，去鲁尤疏。
洎乎改说异端，仍取《春秋》为始，而于严公之上，不复以《春秋》建名。
遂使汉帝、鲁公，同归一揆。
必为永例，理亦可容。
在诸异科，事又不尔。
求之画一，其例无恒。
此所谓屡举《春秋》，言无定体也。
案本《志》叙汉以前事，多略其书名。
至于服妖章，初云晋献公使太子率师，佩以金玦。
续云郑子臧好为聚鹬之冠。
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为首。
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
省则都捐，繁则太甚。
此所谓书名去取，所记不同也。
第二科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二曰虚编古语，讨事不终；三曰直引时谈，竟无它述；四曰科条不整，寻绎难知；五曰标举年号，详略无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晋籍谈如周葬穆后。
既除丧而燕。
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
今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与丧宾燕，乐忧甚矣。
礼，王之大经也。
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将安用之。
案其后七年，王室终如羊舌所说，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
此所谓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女齐语智伯曰：齐高子容、宋司徒皆将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