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宋〕 1019 - 1083 年
宋建昌军南丰人,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
曾易占子。
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少有文名,为欧阳修所赏识,又曾与王安石交游。
累官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诸州,所至多有政绩。
神宗元丰三年,判三班院,上言以节用为理财之要。
次年,加史馆修撰,典修五朝国史,管勾编修院,旋擢中书舍人。
曾校理《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等典籍。
尤擅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追谥文定。
有《元丰类稿》。
寥寥今非古,感激事真妄。
曾谁省孤心,祇以饵群谤。
参差势已甚,决起意犹强。
亲朋为忧危,议语数镌荡。
久之等聋眊,兀矣坐闾巷。
长嗟贫累心,更苦病摧壮。
微诚岂天与,今晨子来贶。
顾惭小人愚,未出众夫上。
狂言屈子吟,浩歌仍子倡。
相欢匪貌济,所得实心尚。
时节虽已晏,梅柳幸欲放。
过从勿厌倦,相迟非郁盎。
君子之于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
然而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者,所以与人同其行也。
人之于君子,潜心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
然而有表其闾,名其乡,欲其风声气烈暴于世之耳目而无穷者,所以与人同其好也。
内有以得诸己,外有以与人同其好,此所以为先王之道,而异乎百家之说也。
随为州,去京师远,其地僻绝。
庆历之间,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河南尹公洙以不为在势者所容谪是州,居于城东五里开元佛寺之金灯院。
尹公有行义文学,长于辨论,一时与之游者,皆世之闻人,而人人自以为不能及。
于是时,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学,盖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故其居于随,日以考图书、通古今为事,而不知其官之为谪也。
尝于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间,结茅为亭,以茇而嬉,岁余乃去。
既去而人不忍废坏,辄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
州从事谢景平刻石记其事。
至治平四年,司农少卿赞皇李公禹卿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狭,斩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宽深亢爽,环随之山皆在几席。
又以其旧亭峙之于北,于是随人皆喜慰其思,而又获游观之美。
其冬,李公以图走京师,属予记之。
盖尹公之行见于事、言见于书者,固已赫然动人,而李公于是又侈而大之者,岂独慰随人之思于一时,而与之共其乐哉!亦将使夫荒遐僻绝之境,至于后人见闻之所不及,而传其名、览其迹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风声气烈,至于愈远而弥新,是可谓与人同其好也。
则李公之传于世,亦岂有已乎!故予为之书,时熙宁元年正月日也。
五年时,某送别介卿【1】于洪州。
黄生年十四五,在舟中出入吾二人之间,与众童子无异。
其时,从介卿于淮南,至者独言黄生敏且勤,自此,黄生之能浸浸闻。
至介卿之门者,归,莫不爱其为人,而异其业之进。
介卿以书抵黄生之亲,亦骤称之。
于是黄生之里人皆叹其善自致,而畏且慕之。
其大父【2】虽已老,其母虽久寡居,闻黄生之进如此,虽在千里之外,犹朝夕待其旁也;虽书信岁不过三四至,犹朝夕与之上下语也。
非特如是也,其喜殆甚于朝夕待其旁,朝夕与之上下语也。
何则?黄生在其家,无以异于众童子,一出而得大贤为之依归,遂以能闻于人,为其大父与母者,其独能勿喜乎?其不愈于朝夕待其旁,朝夕与之上下语乎?予闻之亦喜甚。
而子自洪州归,虽其身去介卿之侧,其心焦然,食息坐作,无顷焉不在介卿也。
至于今且三年。
然日孜孜念之,凡询介卿之事于人,虽奴隶贱人加详焉。
于奴隶人犹然,况衣冠降登,洁然为士者乎?況吾介卿朝夕所与居,教诲而称之者乎?故闻黄生之归也,日企而望之,庶乎其来视我也。
居一日,黄生来。
望其表,其步趋之节,揖让之容,固有似乎介卿者。
入而视其色,听其言,其气愉愉而其音淳淳,不似乎介卿者少矣;其学其归,得之乎介卿何多也。
间而省其书,则又如出诸介卿之手。
问介卿之事,皆能道其远者、大者焉。
甚矣!黄生之似吾介卿也。
吾得之,废食与寝而从之。
吾喜也,惟恐其去我,而尚恨其来之不早也。
嗟乎黄生,岂特一时慰我也!于是知介卿之德,入人之深,化人之速也如此,使得其志于天下,何如哉?
以从介卿于淮南者数人较之,不人人皆然,而黄生独然,则又知黄生之所自致者亦荦荦【3】绝众,使坚且久,其所至如何哉?因介卿之教诲、黄生之自致而思乎人莫不欲有立,然而有贤父兄之渐泽,而卒不入于善者,其自反于心如何也?亦思介卿之道德,于今为大备,而黄生为日进,独予断然不ー二备而不尺寸进,比其少之时缺且忘者众矣,其自愧于心如何也?以心之愧也,则欲重警戒自修。
是介卿之教不独裕于黄生,黄生之自致不独裕于己,而皆有以及予也,其喜不又多乎?
庆历八年四月,抚州菜园僧可栖,得州之人高庆、王明、饶杰相与率民钱为殿于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来乞予文以为记。
初,菜园有籍于尚书,有地于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践之,求屋室居人焉,无有也。
可栖至,则喜曰:“是天下之废地也,人不争,吾得之以老,斯足矣。
”遂以医取资于人,而即其处立寝庐、讲堂、重门、斋庖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
独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为,乃使其徒持簿乞民间,有得辄记之,微细无不受。
浸渐积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
自可栖之来居至于此,盖十年矣。
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
若可栖之披攘经营,捃摭纤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岂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殖之如此。
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少长相与语曰:“苟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为教化之渐,而待迟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历千余载,虽有贤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
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
则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曾巩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
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
荀伯子《临川记》云也。
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
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
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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